《水滸傳》一百單八將，人人有外號。豹子頭林沖，一看就知道長相；霹靂火秦明，一看就懂得性格；小李廣花榮，一看就了解才能。在宋代，不但江湖好漢愛取外號，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們，也好互取外號打趣，而且惟妙惟肖，極為傳神。
　　
　　針對相貌取外號，是士大夫們的拿手好戲。宋神宗年間，孫覺、孫洙同為館閣大臣，孫覺胖乎乎，孫洙瘦精精，二人皆蓄絡腮胡子，有好事者乃以他們身體特征，呼孫覺為“大胡孫”，孫洙為“小胡孫”，一時傳為笑談。宋徽宗繼位之初，曾布、韓忠彥并列為宰相，曾布極矮，韓忠彥特高，兩人站立殿前與皇帝討論大事，一矮一高如同烏龜與白鶴，形成巨大反差，同僚忍俊不禁，呼為“龜鶴宰相”。
　　
　　宋朝是北方人建立的國家，朝廷上下對南方人一直不怎么待見，一朝之間經常充斥著地域歧視，北方人尤其愛取外號嘲弄南方人。比如，他們把四川人稱為“川藞苴”，意為邋遢而蠢笨的人；把福建人稱為“福建子”，意為奸詐而狡猾的人。司馬光與呂惠卿政見不同，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吵架，有時幾乎動粗，宋神宗說：“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很不高興。司馬光是陜州夏縣人，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同僚們一邊看熱鬧，一邊意猶未盡地嘆息道：“一個陜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著？”從此，“福建子”成了呂惠卿的外號。
　　
　　有的外號因才華和長處而取，表達贊嘆與欽佩之情。慶歷年間，歐陽修貶職滁州，因寫作《醉翁亭記》而名聲大振，人們送他雅號“醉翁”，其實那時歐陽修才三十多歲。宋祁描寫春天的詞章為人稱羨，一句“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妙筆點睛，他任過工部尚書，人們稱他“紅杏尚書”。
　　
　　有的外號是性格的反映。書學博士米芾個性怪異，穿唐服，有潔癖，遇到奇石膜拜不已，人稱“米癲”。有一次士大夫聚會，喝到熱鬧處，米芾當眾問蘇東坡：“世人皆以芾為癲，愿質之子瞻。”希望蘇東坡這位意見領袖說句公道話，蘇哈哈一笑說：“吾從眾。”連蘇東坡都認為這個外號貼切，“米癲”更是道路流布，婦孺皆知了。
　　
　　宋神宗熙寧年間，宰相王安石憂慮于宋王朝財力空虛和軍備衰弱，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大力推行改革變法，希望拯救這座大廈于將傾。他在改革上大刀闊斧，在選人用人上獨斷專行，還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態度極為固執，士大夫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叫他“拗相公”。
　　
　　有的表現出立朝態度和從政風格。包拯為人剛直、鐵面無私，他曾任開封知府，負責京城訴訟和治安。當時，打官司有個規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門遞交狀子，要由小吏轉呈。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許多人不得不上下打點，疏通關節，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銅板，得不償失。包拯坐堂開封府，一改陋習，大開正門，使百姓能夠直接上前陳述曲直，既減少了百姓的打點費用，又準確把握了案情，更縮短了審理周期。京城迅速流傳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打官司無錢疏通關節也沒關系，有包大人呢！“閻羅包老”成了老百姓對包拯的愛稱。
　　
　　而最有趣味的外號，恐怕要算對劣政和庸官的嘲諷。丁謂任相，極力迎合皇帝的虛榮，每遇國家大事，必言有仙鶴飛翔于宮闕之上，大家譏笑他為“鶴相”。南宋末年，賈似道因妹妹賈貴妃受寵當上宰相。他貪污受賄，聲色犬馬，不但喜歡金銀財寶，還酷愛玩蟋蟀。有人獻上他滿意的，就大賞金銀，破格重用。他不顧國家安危，蒙古大軍圍困襄樊，前線告急，他聞報后，卻若無其事地繼續大玩蟋蟀，老百姓痛恨地咒罵他“蟋蟀相公”。
　　
　　對于士大夫來說，外號既是人品的反映，也是官品反映，既體現主流評價，也折射民間呼聲。如果說《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的市井生活，那么把士大夫們的外號并列一處，就是一幅清晰的政治生活圖，甚或還是一部宋朝官場史、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