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生活的楚懷王和秦襄王時代，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在戰國七雄中后來居上，擴張勢頭咄咄逼人，楚國成為其攻城略地的主要對象之一。但楚懷王卻放棄了合縱聯齊的正確方針，一再輕信秦國的空頭許諾，與秦交好，當秦國的諾言終成畫餅時，秦楚交惡便不可避免。自公元前313年（楚懷王十六年）起，楚國曾經和秦國發生多次戰爭，都是秦勝而楚敗。僅據《史記·楚世家》記載：公元前312年（楚懷王十七年），楚秦戰于丹陽（在今河南淅川縣一帶），楚軍大敗，大將屈殤被俘，甲士被斬殺達8萬，漢中郡為秦所有。楚以舉國之兵力攻秦，再次大敗于藍田。公元前301年（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聯合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今河南泌陽北）。次年，楚軍再次被秦大敗，將軍景缺陣亡，死者達2萬。再次年，秦攻取楚國8城，楚懷王被騙入秦結盟，遭到囚禁，其子頃襄王即位。公元前298年（頃襄王元年），秦再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攻取析（今河南西峽）等15座城池。在屈原生前，據以上統計，楚國就有15萬以上的將士在與秦軍的血戰中橫死疆場。后人指出：《國殤》之作，乃因“懷、襄之世，任饞棄德，背約忘親，以至天怒神怨，國蹙兵亡，徒使壯士橫尸膏野，以快敵人之意。原蓋深悲而極痛之”。古代將尚未成年（不足20歲）而夭折的人稱為殤，也用以指未成喪禮的無主之鬼。按古代葬禮，在戰場上“無勇而死”者，照例不能斂以棺柩，葬入墓域，也都是被稱為“殤”的無主之鬼。在秦楚戰爭中，戰死疆場的楚國將士因是戰敗者，故而也只能暴尸荒野，無人替這些為國戰死者操辦喪禮，進行祭祀。正是在一背景下，放逐之中的屈原創作了這一不朽名篇。

《九歌》是一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據民間祭神樂歌的再創作。《九歌·國殤》取民間“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難的愛國將士，追悼和禮贊為國捐軀的楚國將士的亡靈。樂歌分為兩節，先是描寫在一場短兵相接的戰斗中，楚國將士奮死抗敵的壯烈場面，繼而頌悼他們為國捐軀的高尚志節。由第一節“旌蔽日兮敵若云”一句可知，這是一場敵眾我寡的殊死戰斗。當敵人來勢洶洶，沖亂楚軍的戰陣，欲長驅直入時，楚軍將士仍個個奮勇爭先。但見戰陣中有一輛主戰車沖出，這輛原有四匹馬拉的大車，雖左外側的驂馬已中箭倒斃，右外側的驂馬也被砍傷，但他的主人，楚軍統帥仍毫無懼色，他將戰車的兩個輪子埋進土里，籠住馬韁，反而舉槌擂響了進軍的戰鼓。一時戰氣蕭殺，引得蒼天也跟著威怒起來。待殺氣散盡，戰場上只留下一具具尸體，靜臥荒野。

作者描寫場面、渲染氣氛的本領是十分高強的。不過十句，已將一場殊死惡戰，狀寫得栩栩如生，極富感染力。底下，則以飽含情感的筆觸，謳歌死難將士。有感于他們自披上戰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們緊握兵器，安詳地，心無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簡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緒奔進。他對這些將士滿懷敬愛，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樣，在詩篇中，他也同樣用一切美好的事物，來修飾筆下的人物。這批神勇的將士，操的是吳地出產的以鋒利聞名的戈、秦地出產的以強勁聞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飾的鼓槌，他們生是人杰，死為鬼雄，氣貫長虹，英名永存。

依現存史料尚不能指實這次戰爭發生的具體時地，敵對一方為誰。但當日楚國始終面臨七國中實力最強的秦國的威脅，自懷王當政以來，楚國與強秦有過數次較大規模的戰爭，并且大多數是楚國抵御秦軍入侵的衛國戰爭。從這一基本史實出發，說此篇是寫楚軍抗擊強秦入侵，大概沒有問題。而在這種抒寫中，作者那熱愛家國的熾烈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楚國滅亡后，楚地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頌悼陣亡將士的同時，也隱隱表達了對洗雪國恥的渴望，對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從此意義上說，他的思想是與楚國廣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為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第一位偉大詩人，他所寫的決不僅僅是個人的些許悲歡，那受誣陷被排擠，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際；他奉獻給人的是那顆熱烈得近乎偏執的愛國之心。他是楚國人民的喉管，他所寫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國人民熱愛家國的心聲。

此篇在藝術表現上與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區別，乃至與《九歌》中其他樂歌也不盡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辭采瑰麗的華章，然其“通篇直賦其事”（戴震《屈原賦注》），挾深摯熾烈的情感，以促迫的節奏、開張揚厲的抒寫，傳達出了與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凜然亢直之美，一種陽剛之美，在楚辭體作品中獨樹一幟，讀罷實在讓人有氣壯神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