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祠有一個令人一時不能理解的現象。許多人亦是偉人和有重大成就者，諸如巴爾扎克、莫泊桑、笛卡兒等輩，都享譽世界，卻至今仍不得入其門。而伏爾泰與盧梭在這里可謂備極哀榮。這兩位思想家不但安葬在整個地宮的最中心、最顯赫的位置，而且各自享有一個大墓室，棺木高大、精美。盧梭恰巧與伏爾泰面對面，倒真像是一個歷史的玩笑：兩個生前的論敵，死后依然近距離地長相對視。
　　
　　伏爾泰的棺木前面聳立著他的全身雕像，右手捏著鵝毛筆，左手拿著一卷紙，昂首目視星光燦爛的夜空，似乎是在寫作的間隙中做著深邃之思。棺木上鐫刻著金字：“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他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理想，適時催生了法國大革命。
　　
　　盧梭一切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他的自然法則理論。為師法自然，他的棺木外形被設計成鄉村小寺廟模樣。廟門微微開啟，從門縫里伸出一只手來，手中同樣擎著一支熊熊燃燒的火炬，象征著盧梭的思想，同樣點燃了革命的燎原烈火。
　　
　　不遠處，安息著維克多·雨果，一個曾因反抗專制而流落他鄉的斗士。辭世后，法蘭西人民為他舉行了國葬。入葬先賢祠的前一天，他的遺體專門在凱旋門下停靈一夜。
　　
　　歷史小說家大仲馬的骨骸，2002年從老家的墳塋中起出，遷葬第二十四號墓室，與雨果和左拉同處。當時主持儀式的希拉克總統依然動情地說：“今天，亞歷山大·大仲馬將不再孤單，人民大眾的美好記憶和幻想將永遠伴隨著他。”
　　
　　當然，這般神圣的地方，科學家也理當有一席之地。居里夫婦之外，還有數學家拉格朗日等人。儉樸的墓室、簡單的介紹，一如他們平實無華的品質。
　　
　　似乎是一種定例，這些偉人們，往往都是逝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能得以遷葬先賢祠。這就等于明確地布告于天下了，只有那些真正經得起歷史反復檢驗的人，才有資格長眠于此。如此的嚴格和慎重就是要告訴法國的下一代，應該提倡何種精神、尊崇什么樣的人。
　　
　　是的，得給歷史以時間。中國先賢掛在嘴邊的“隔代史，當代志”，其實就是對這一問題有尺度的把握。
　　
　　先賢祠在建立之始，還立有這樣一條鐵律，凡經不住歷史檢驗者，一旦發現問題，便不能在此入土為安，會被毫不寬容地“請出去”。法國大革命中第一個匆匆入葬先賢祠的革命黨人奧諾雷·米拉博，人們在1793年發現，他曾經從國王那里收受過巨額錢財，他的靈柩便很快被移走了。
　　
　　法國當代歷屆政府的主要領導人，身后沒有一個葬入先賢祠。戴高樂將軍可以說是法國一位偉大的政治家，2005年，法國國家二臺舉行了“法國十大偉人榜”的評選，戴高樂以極高的票數當選為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可戴高樂本人很早就對后事做了安排，表示身后要與他那位因患病而不幸早亡的愛女安娜葬在一起。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出于對其本人意愿的尊重，至今也未有人提議把他的遺骨遷入先賢祠。
　　
　　舉世無雙的拿破侖，曾為法蘭西共和國帶來了無上榮耀，法蘭西共和國的人民也始終愛戴這位法蘭西戰士。因諸多原因，他也未歸葬先賢祠。1840年12月他的遺體運抵巴黎后，靈柩通過凱旋門，安葬在與先賢祠同在塞納河南岸的榮軍院里。這是遵循了他曾留下的遺囑：“我愿我的身體躺在塞納河畔，躺在我如此熱愛過的法國人民中間。”
　　
　　先賢祠的一面墻壁上面鐫刻著很多寂寂無聞愛國者的名字，也不乏一戰、二戰中為國捐軀的烈士的英名。其中一戰共560名，二戰共197名。毫無例外，這些都是在戰爭中為國捐軀的作家的名單。《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蘇佩里當然就在其中。兩次世界大戰中為國捐軀的英雄何止成千上萬，為什么這里只有作家呢？而且他們大多數人的事跡，或者作品并不為世人所知，故而簡單到既沒有華麗的言辭，也沒有傳奇的經歷，只有描了金的姓名。大概法國人一直把作家看作是“個體的思想者”，這樣更能夠象征一種對個人思想實踐的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