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事說過，在我們所工作的師大的后門附近，有眾多的小販，他們之中實在不乏高人，可她不信。偶爾和我一塊去碰碰，也真巧，第一次就給找著了。
　　
　　那天下午不過五點半，我們各自提著買來的手抓餅、果子煎餅及鵪鶉蛋，一邊啃著餅，一邊悠閑地往回走。同事問要不要買點水果，我提議買小西瓜——那種一人吃一個剛好，就用湯勺舀著吃的。半路上，看見前頭幾米處剛停下一輛腳踏車，那板上堆的正是一個個小小的比拳頭稍大的口口脆。
　　
　　我們便走過去。同事問西瓜怎么賣之類，專注于一個個將要挑選的西瓜。我倒是把注意力給了賣西瓜的販子：矮矮的個子，臉膛黝黑黝黑的，手腳干練地把有點散的西瓜一個個碼好。這也好象沒什么特別，說得上特別的是他鼻梁上架的那副金邊近視鏡，還有種一般小販所不具備的炯炯的眼神。我等他答完同事的詢問便像天線寶寶似得問開了：“你怎么賣起西瓜來了？”
　　
　　也許我的口氣特像多日不見的老友，也許是小販本人已看出我也不像是尋常的顧客，所以他抬頭看看我，挺溫和地一笑：“我怎么就不合適賣嗎？”我說：“沒什么合適不合適吧，你使我想起了陸步軒。他賣肉，你賣西瓜。你們怎么都這樣呢？”小販有點羞澀地笑笑：“啊，這事說來話長啊。”一聽這話就是沒打算好好地講，我也不好強求，畢竟是初次見面。我轉而問：“沒賣多久吧？”他一邊翻弄他的西瓜，一邊似感嘆地說：“兩三年了。”我邊挑西瓜邊似不經意地問：“生意比起同行來，算怎么樣？”他搖頭：“實在不怎么樣——從我這賣瓜都兩三年了還踩個破車就該看出來了。”我奇怪：“為什么會這樣？境況不是越來越好嗎？”他呼氣，停止手中的翻撿，手肘撐在木板上，看著我們：我深刻認識到了，愛讀書寫寫的文人離開他的原位，進到社會來，那就什么都不是！我周身一振，沒想到是這樣的事實啊。
　　
　　同事拉拉我，小聲地問：“你早看出他是個文人嗎？”我點點頭，向小販說：“那怎么不繼續好好地做你的文人呢？”他搖頭：“有時，命運的事，誰說得清楚呢？安靜讀書的日子，不知道那是福，總以為外面的世界精彩，想去闖闖，又總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出去也能像駕馭文字一般掌握所有，而事實不盡然，那碰壁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虧得一塌糊涂，回頭才發現，原來的路給堵了，回不去了。”我無語，回味著這般心路，也是只能感嘆。
　　
　　默然良久，我問：“那就做起了這個營生？”他笑笑：“沒辦法，要活命啊，一家幾口要過日子呀。”我點頭，表示認同。為緩解他的壓力，我說：“估計收入不會低。”他笑：“夠糊口的。”我順著問：“家里開支大嗎？”他點點頭：“孩子上學所有的學費生活費，老人的生活費，自己的生活，還有房租水電，是緊繃繃的。”我想起文人的天職，問：“還能看看書寫寫字什么的嗎？發點東西可能還可以增加點稿費收入。”他搖頭：“沒那個精力了。每天天未亮，三四點鐘就奔水果批發，然后各個點地轉賣，賣完回家已是晚上八九點鐘，洗漱打理，已累得只想躺下了——沒那個福氣了。”
　　
　　我沉思，想著現在的生活該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多少人吃著生活的苦，雖然只掙一日三餐，卻還是這般的孤苦。這是為什么呢？他也不是一文不名，也不是不學無術，可怎么就走到這樣的地步？說放錯了地方吧，但他曾經也在他樂意呆的地方，可他還是走到這里來了。我真的很費解，還好我們、他們都沒有停下，都還在繼續，都還走在路上。
　　
　　同事要稱西瓜，我也就稱一個，算是給這個文人開個利市。在接我1.7元的一把散錢時，他問我是在這里工作嗎？我說是的，就在這校園里。他笑笑說：“一看就是教師呢。”我笑笑，帶半點安慰的性質說：“是什么呢，收入是沒法和你相提并論的。”曾經的文人憨憨地一笑：“哪里哪里。”
　　
　　同事給他西瓜錢，因為沒有零錢，而他也找不開，這帶來個小小的麻煩。我找自己的，除了10元，也沒有零錢了，就幫不到他們了。同事便翻硬幣袋，把所有的都翻出來，可也只有1.5元了。文人說，也可以。同事很不好意思，她說：“本來是一塊八毛呢，這樣平白少了你三毛。”文人笑笑：“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