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18日，河南開封包公湖畔，開封博物館。上午8時30分，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樣，熟練地打開博物館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門，準備迎接參觀者。但一進門，她們不由大驚失色，展廳內一片狼藉，幾個展柜已空空如也。

8時31分，開封刑警支隊隊長張天增的對講機“嘟嘟”響了起來，他問：“什么事？”

“報告指揮中心，博物館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量珍品被盜，請偵查人員速來現場！”

8時40分，張天增率偵查人員迅速抵達博物館，馬上展開勘查工作。隨后，開封市公安局局長武和平、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局長胡安太，也從不同地點趕到現場。

經警方初步勘查，發現展廳中有8個展柜被撬，69件珍貴文物被盜走，失竊珍品總價超過億元。這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文物盜竊案，也是繼“蒙娜麗莎”盜竊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盜竊大案！

開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徐福潤和市公安局黨組書記吳國強為指揮員的偵破“9.18”特大文物盜竊案指揮部。全省公安以刑警支隊為主，從市區各公安分局直屬科室調集了200余名精兵強將，各路偵查精英齊集一堂。

現場勘查組經過連續幾晝夜的奮戰，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證、痕跡12種109件。通過對各種物證、痕跡的科技監測分析，指揮部認為，這起文物被盜案系流竄犯罪團伙跨地區所為，案犯在兩人以上。直接進入現場的案犯有兩名，一個身高1.70米左右，身體健壯，體態中等，年齡在25歲上下，此人作案時穿一雙回力運動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體態偏瘦，年齡約30歲，此人作案時穿一雙弧形鞋。

隨著調查的深入，各種信息接踵而來。包公湖漁場工人吳玉柱反映：案發當日凌晨1時50分，他和同事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環路北墻外時，發現有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停放在此。吳玉柱用強光手電照了照車牌說：“這是空軍的車，部隊的車還在這兒搞鬼咧。”因為前幾天夜里巡湖，就發現一對男女在小轎車里發生關系。

博物館職工李娟提供了一條更重要的線索：9月初，有兩個年輕人曾三次到博物館參觀，其中一個自稱“武漢大學教授”，說來開封參加“黃河中下游研討會”。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點，“武大教授”獨自一人到館，參觀了“明清宮廷用品展”；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時許，“武大教授”帶一身高1.70米左右男子再次來館參觀，因下午展館不開放，兩人只在外側參觀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帶一男青年第三次進館到一樓北展廳參觀“明清宮廷用品展”。

經警方調查，證實9月初開封根本沒有召開過什么“黃河中下游研討會”。根據這條線索，警方迅速對全市285家賓館、飯店、招待所、旅社進行排查，在距開封博物館200米斜對面的東京大飯店查到，9月2日，有4個來自武漢的男子來此投宿，于9月7日離店。

其住宿登記為：李軍，男，28歲。唐國強，男，32歲。陳納德，男，32歲。3人工作單位均為武漢鐵路分局。另一人沒有登記。經查問，武漢鐵路分局并沒有李、唐、陳三人。偵查員在博物館斜對面的迎賓飯店，查到9月2日李、唐、陳的住宿登記，其身份證號碼與在東京大飯店所填一致，但登記后未在此住宿。

1992年9月29日深夜，鄭州市公安局黨組會議室依然燈火通明，偵破開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匯報會正在進行。當金水公安分局局長說起8月5日鄭州金橋賓館發生了一起盜竊桑塔納轎車案件時，立即引起了開封市公安局偵破“9.18”駐開封工作組的重視。

經了解，7月29日，三個自稱是廣州宏達電子公司的青年，駕駛著掛軍牌照的車到金橋賓館，進了1003房間與開封機電公司主任傅煥成洽談購車事宜。這三位青年分別叫林沙、李軍、陳納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試車。其中一人駕駛白色桑塔納在賓館院內試車時，突然駕車駛出賓館大門，約40分鐘才返回。幾天后，傅煥成發現那輛被試過的白色桑塔納不翼而飛。

經過細致分析，大家認定：鄭、汴兩地出現的林、李、陳、唐四人涉及的兩案系一個團伙所為。根據飯店賓館服務人員以及開封機電公司職工提供的李軍等人的體貌特征，指揮部對李、陳等4人進行了模擬畫像。經李娟和武警戰士辨認，陳納德即是“武大教授”。

“桑塔納轎車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揮部當即決定兩案合并偵查，以車找人或以人找車。

但要在全國幾百萬輛機動車中找一輛普通的白色桑塔納，無異于大海撈針。經過一番縝密的分析，指揮部把偵查重點指向了武漢。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偵查小隊進抵武漢。此時，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潘賢仁正組織三鎮干警與開封市公安局張天增支隊長率領的工作組并肩戰斗。

兩地的干警偵查后發現，鐵路分局對面是一個軍事機關，而距此不遠的珞珈山麓則坐落著武漢大學。“陳納德”等人在鄭州金橋賓館“買車”時曾自稱是“省軍區的”，到開封博物館“參觀”時又稱是“武大教授”。偌大個武漢市，這三個單位恰好如此集中的在一起！“我們就以這一帶為重點，重點調查。”武和平斷然下令。

通過10多天的調查，武漢公安發現了一些與“9.18”案件有關的線索，偵查范圍逐漸縮小。同時，指揮部命令從小在武漢長大、對武漢非常熟悉的王偉，同在公安局工作的妻子李靜萍一起攜女兒以探親訪友的名義前往武漢開展工作。

1992年12月1日上午10時，身著便裝的王偉攜妻帶女在漢口南京路漫步時，北邊駛來一輛白色桑塔納。夫妻倆犀利的目光同時盯準了車牌：K43－1008！

“快叫的士！”王偉邊給妻子下達任務，邊飛步追向“K43－1008”駛去的方向。

寬闊的馬路上，“的士”緊緊咬住“K43－1008”。拐過幾個彎，目標在武漢海關大門外北側停下，從車里走出的兩個人步入海關大院。王偉指揮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關大門外。王偉舉起事先準備好的照相機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給指揮部報告情況”。拍完照后，他又走進海關院里查看。

接到李靜萍電話，張天增支隊長率領偵查員火速奔向海關。然而，在張天增一行尚未到達時，“K43－1008”已逃離海關……經辨認，王偉所拍照的司機就是化名叫唐國強的人。當晚，武漢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鎮主要街道、路口，張網以待。

下午3時許，“K43－1008”終于出現了。武昌交通大隊民警王先進在武昌區小東門發現并扣留了一輛掛“K43－1008”軍用牌照的白色桑塔納及司機的駕駛執照。根據被扣駕照，了解司機名叫劉進，女的是劉進的妻子艾某。查對白色桑塔納轎車發動機號，確系鄭州金橋賓館內被盜的那輛車。

而此時劉進已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他對這輛嶄新的白色桑塔納更是愛不釋手，而且他自認為“9.18”案件做得天衣無縫。三天前，他就開始四處兜風。當被交警攔住時，劉進這才感到大難臨頭了，于是四處托人打探消息。

1992年12月3日下午6時，武昌交通大隊民警得知，有一稱楊長明的人在打聽扣車的事。潘賢仁副局長和胡安太副局長果斷決定：“抓獲楊長明，順藤摸瓜！”

1992年12月3日，漢陽公安分局將楊長明等人抓獲。6日晚，公安機關對楊長明家進行了搜查，在他家搜出了五件文物，都是“9.18”開封博物館被盜的珍品。

在鐵的事實面前，楊長明交代了內弟劉農軍(化名陳納德)伙同劉進(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國強)、李軍四人于9月18日盜竊開封博物館的事實：

1992年9月20日，劉進、劉農軍等人，從鄭州開白色桑塔納車回武漢，打BP機給楊長明，讓他準備一些紙箱和碎紙條等包裝物，說是有一批東西需要打包。后來劉農軍又問楊長明“有沒有空房子”，楊長明說“有”。

當晚，楊長明去找劉農軍時，楊長明進屋發現劉農軍的朋友彭堅(武漢監獄民警)和汪義強(彭堅之姨夫)也在屋里。當楊長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裝整齊的紙箱問“是什么玩意兒”時，劉農軍冷冷地說：“文物，說出去就會槍斃！”那12箱文物，當晚轉移到彭堅家9箱，劉農軍和李軍帶走1箱，剩下2箱放到了楊長明父親家。

12月6日，武漢市公安局將彭堅抓獲。彭堅交代：10月12日，彭堅和汪義強用一個18英寸凱歌電視機箱子和兩個音柱箱將9箱文物偽裝，于13日將其運到王家墩機場，運往廣東佛山機場。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國發出了通緝令，對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劉農軍、劉進進行通緝。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強大攻勢，南逃廣州的汪義強返回武漢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劉農軍、劉進的活動情況。

為防止被盜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揮部決定集中兵力，在廣州一舉圍殲案犯。

十多天后，一個神秘電話打到廣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將文物交出，但懼怕被抓，不敢前往。經廣州市公安局精心運籌，55件被盜文物輾轉交到廣州市公安局。喜訊傳來，“9.18”指揮部一片歡騰。慶祝之余，公安部領導要求參戰干警一鼓作氣抓獲另外四名主犯。

1993年1月9日12時40分，赴廣州工作組獲取了一條重要情報：劉農軍派人于當日到廣州活動，籌集出逃所需的資金。

1月9日下午2時40分，當一個穿夾克、戴墨鏡的年輕人鬼鬼祟祟地出現在廣州街頭時，被當場擒獲。從他身上搜出了劉農軍與其妻凌海濱的兩本化名為凌達偉、凌海紅的委內瑞拉護照、兩張香港至倫敦的飛機票以及其他錢物。據其交代，劉農軍潛伏在青島，準備做整容手術后出境。青島市公安局聞訊而動，于1月9日晚抓獲了“9.18案件”首犯劉農軍。

劉農軍，29歲，武漢市武昌區人。在武漢市公安學校就讀時，曾因盜竊被開除。之后在江漢大學自修畢業。1983年以來，他長期流竄在外，與港澳黑社會組織搭上關系。為了盜取文物走私境外，他潛心鉆研文物書籍。由于他詭計多端，黑社會稱之為“計算機”。

在公安人員的審訊下，三天后，劉農軍最終交代了策劃、指揮、盜竊開封博物館文物的犯罪事實。之后，偵查員在劉農軍的一個落腳點摸清了文西山的潛藏地址。

文西山，33歲，湖南省東安縣井頭圩鎮人。1983年他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1986年5月釋放后，長期流竄作案。文西山在與其他盜犯分開后，一個人偷偷溜到了東北。當獲知同伙一一落網后，文西山準備再次潛逃。正當他于吉林市勞動局招待所準備逃離時，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隊員如神兵天降，擋住了他的去路。

1月17日下午4時許，赴廣州工作組接到一個可靠情報：劉進將于晚間6時在廣東省中醫院門口出現。劉進，30歲，武漢人。他15歲因殺人被少管；1982年因盜竊被勞教，解教后長期流竄在外。17日下午6時10分，廣州惠府路，一輛紅色桑塔納轎車由南向北駛來，駛進中醫院。守候在此的開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剛、許大剛躍身翻過路邊護欄，飛步向那輛車奔去。劉進意識到事情不妙，遂關緊車門向司機吼道：“快開車！”但為時已晚，許大剛手持手槍大聲喝道：“不許動！”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司機熄了火。與此同時，蔡永剛立馬沖向車內，活捉了劉進。

此時，“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軍。李軍，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人，長期流竄作案。開封市公安局預審組抓住案犯驚魂未定之機，對文西山等人進行了突審。經審訊，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過程，而且提供了李軍在吉林的隱藏地點。信息反饋到吉林，吉林市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李軍生擒。

隨著國際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劉農軍早已把貪婪的目光投向了開封博物館館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廣州將各懷“絕技”的犯罪分子劉進、李軍、文西山糾合在自己麾下，開始了盜竊文物的罪惡勾當。為增強作案的機動性，他們先在廣州竊得一輛紅色夏利車。然后通過彭國禮將駐漢某部“K46－1008”軍車牌照改為“K43－1008”，掛在了車上。

1992年7月，劉農軍一伙先后兩次到開封博物館偵查，并合謀制定了作案計劃。為了保證作案后能迅速逃離現場，劉農軍等覺得夏利車車速太慢，于是又盜走了白色桑塔納轎車。

9月16日，天空布滿陰霾，他們帶著作案工具，駕車離漢赴汴，17日駛入開封市區，到博物館觀察情況。是夜9時30分，劉農軍一伙在博物館周圍窺伺動靜。18日凌晨1時許，他們將“K43－1008”轎車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墻外，劉農軍和劉進龜縮車內用對講機遙控指揮；文西山和李軍翻墻入院，實施作案。凌晨5時許，劉進開車至博物館北圍墻外接應，將盜得文物放置在轎車后備廂后，立即逃竄。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是這樣一起精心策劃的盜竊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蹤，不僅主要案犯無一漏網，而且被盜文物也全部完璧歸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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