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燈要比紐約的街燈暗得多，這是我們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體會。我們租用的車子老舊，車身落滿了這座城市的灰塵，前擋風玻璃更加遮蔽了射進來的光。當我們駕車離開當地醫院，在第一個路口等紅燈時，我打破了我對露絲許下的兩個最重要的結婚誓言：第一，我以一個醫生的口吻和她說了話；第二，我欺騙了她。

　　我從牛皮紙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車上微弱的燈光，我便知道露絲體內發生了什么。但我一邊發動車子，一邊說：“嗯，我什么也看不出來，我們還是回家去咨詢專科醫生吧。”我當然是在佯裝，我是肺癌專家，雖然對婦科領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看出，露絲的癌細胞已經擴散。

　　露絲的X光片很快被傳到紐約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由那里的醫生進行分析。我在這家癌癥中心當醫生已超過10年，2008年，露絲也是在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電話就響了，是露絲在癌癥中心的主治醫生打來的。

　　露絲和我并排坐在沙發上，各自拿著聽筒。她的醫生用了很多我無比熟悉的詞，比如“轉移”、“緊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質量”而不是治療等等。

　　對方沒有采用掩蓋事實的委婉說法，也沒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還是可控的，我們還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說不定你還能維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延緩癌細胞擴散，盡可能給予你更有質量的生活。”這些話的潛臺詞就是，從X光片上看，露絲的日子不多了。

　　雖然我明白，當病人沒有準備好時，告知他們真相也許會產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贊同露絲醫生的做法。

　　我們并排坐在沙發上，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爾的摩交響樂團第一次遇見她時一樣，她還是那樣美麗。可當我仔細端詳我親愛的妻子時，我又仿佛看到了這些年來，我曾在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10層（乳腺癌患者病房）看到過的病人們。她們有的變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臟衰竭渾身發黃，有的病人全身水腫、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腎臟衰竭以及癌細胞轉移到腦部而變得神志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絲年紀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絲今年才46歲。

　　我意識到現在我們夫妻之間有了一個不能討論的秘密。我能看到露絲的未來，看到她的生命將在哪里終結、她將變成什么樣子、將如何受苦，可我只能無助地站在一旁，而露絲對這一切都毫無所知。

　　我們趕回紐約，露絲做完手術后，北半球漫長的夏天開始了。露絲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說：“就像一個拳頭在攪動我的腸子，一頭騾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著問她：“你怎么知道騾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覺？”露絲也笑了。手術一個月后，她有所好轉。掃描顯示，椎體上的癌細胞已經消失，治療奏效了。

　　悲傷來臨的時間和程度都是無法預測的，并不只有結婚紀念日，或者重回某家曾一起去過的餐廳，才能勾起喪偶之痛。當你走在雜貨店的過道，看見長葉生菜時，你會想起愛人曾學著用油炸蒜味面包丁做愷撒沙拉，因為那是你愿意吃的唯一一道沙拉；又或是當你在機場候機廳里看到某一集電視劇重播時，想起多年前的一個冬日午后，你們曾一起看過它。失去愛人的滋味，不是哭泣，不是崩潰，不是低吟悲傷，而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覺。你會疼，會悸動，沒有任何真實的來源，但你卻永遠不想讓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