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見過如奶奶那般樂觀向上又不乏智慧幽默的人。她的一生用來等待一個乘大船離去的人，他像她人生的背景，一切皆與之有關卻又似乎能夠抽離。有些人的生命注定不合常理，只是，倘若她有足夠的鎮定自若，悲劇的人生里也能開出極樂的花。

　　楊桂菊是湖北荊州城東綢莊老板最小的女兒。楊家世代經商，分號遍布長江流域。位于漢口江漢路168號的分號緊鄰著汪家的綢緞鋪，半個世紀后，楊汪兩家財勢均已中落，楊家人散落四處，汪家那個名為汪明荃的后人成為紅極一時的港星。

　　1939年夏天，楊桂菊穿了一件藏青色底起紫色云朵圖案的絲質短旗袍。

　　空氣炎熱，蟬在枝頭不安地聒噪。街上偶爾傳來一兩聲槍響。據說日本人已打過了長江。楊家的左廂房里住著一隊國民黨軍隊，楊家每天吩咐廚房蒸兩大籠饅頭、煮上百個雞蛋犒勞抗日英雄。吃飯時間，軍人們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個人保持著成年人吃飯的優雅。他身材高瘦，獨自坐在一張方桌前，仔細地將雞蛋皮剝干凈，將圓潤潔白的蛋舉到眼前端詳片刻，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這支部隊的將領。

　　戰況越來越緊迫。不斷傳來消息，日本人所到之處，年輕女子被奸殺。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荊州可能失守。

　　母親說：“這支部隊里誰愿意娶你，你就跟誰去吧。”

　　楊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他正在用纖長的手指卷指煙，金黃的煙絲被卷裹在褐色的粗紙中，細細長長，像一根精巧的、頂端站著星星的樹枝。

　　母親順著她的目光望去，嘆了一口氣，說：“讓你爹去談，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當天晚上，楊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婦。

　　第二天，李大佐提議去照結婚照，“要像《大公報》上登的那種，你的頭上披塊白紗巾”，李大佐比畫著說，憨憨地笑。

　　江漢平原晴熱的七月天，空氣里彌漫周圍村莊被燒焦的氣味。走進一條小巷，忽然，一粒石子呼嘯著飛過，李大佐將楊桂菊撲倒在地，掏出手槍緊張地張望。小巷盡頭跑出一群頑皮的孩子，手里拿著彈弓，奇怪地看著這一對男女。楊桂菊從李大佐寬厚的肩膀中探出頭來，哈哈大笑。李大佐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說你還笑，以后有你哭的。

　　楊桂菊心里開著一朵金黃的線菊。她緊緊跟在李大佐身后走進一家照相館。照相館的自鳴鐘嘀嗒嘀嗒響個不停，李大佐坐在木桌邊，手指有節奏地敲擊桌面。他看著自己的新娘被抹上鮮艷的紅唇，頭頂披著潔白的“紗巾”走了出來。他筆直地站在她身邊，鎂光燈閃亮的一瞬，緊張地繃直了身體。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彈削飛了一根小指。當他手纏繃帶回家，楊桂菊什么也沒問。晚上，李大佐說：“你咋沒哭呢？”“你又沒死。”楊桂菊說。李大佐哈哈大笑。楊家的小姐終是有貴族血統的，不似一般小婦人那般黏黏糊糊婆婆媽媽。他喜歡這個已初為人母的年輕女子，22歲的年華，皮膚白里透紅，在戰火紛飛中依然保留了優雅與樂觀。她不喜歡與太太們打麻將，堅持每天晚上在油燈下繡女紅。李大佐白色麻布的內褲底邊繡著咖啡色的云龍圖案，第一次穿上時，他很不好意思地低頭看著這繁花似錦。

　　“這，像話嗎？”他孩子般無助地問。

　　“很好看！”

　　他的臉更紅了，心上卻很是甜蜜。

　　那是他們相識后最祥和的一年。國民黨在抗日問題上采取綏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時間待在重慶的家中。他弄來了一輛半舊的自行車，在院子里教楊桂菊騎自行車。楊桂菊穿一件銹紅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褲與淺色的繡花鞋。綢莊掌柜的女兒總能想辦法打扮得與眾不同。每次看到滿街的黑與藍，李大佐總想不通她如何能夠找到那些顏色鮮亮的布料。

　　楊桂菊坐在自行車座板上，李大佐在身后緊緊抓住后座。夏天的一場暴雨落了下來。碩大的雨滴將楊桂菊銹紅色的布褂染成了咖啡色。自行車的車轍在泥地上劃了一圈又一圈，終于，李大佐松開了手。楊桂菊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院子里飛快前行，頭發上滴著水珠，身上卻蒸騰著熱氣。她像坐在一只夢幻的旋轉木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個地點經過那張熟悉而親切的臉。他朝她笑，朝她揮手，朝她做鬼臉，他像一把刀，將快樂深深刻進她的心房。

　　在二字頭年齡的尾巴上，楊桂菊依然美麗如少女。她看到過太多場戰爭與死亡，眼睛里卻依然保留著女童的純凈與稚氣。多半時候都是笑瞇瞇的，有時也會發呆。唯一的一次大哭是1943年，一枚彈片穿進了李大佐的胸膛。她撲在他身上失聲痛哭，竟將已經接近昏迷的他喚醒。他說：“小囡，你不哭，我就不會死。”她立刻噤聲，睜大眼睛看著他。他用力笑了，在昏迷前記住了她美麗的臉。

　　1949年，國民黨將領紛紛開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楊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嬰兒般蜷縮在他身體的陰影中，很快便進入夢鄉。他望著她的臉，它比12年前自己在照相館里看到的那張紅唇驚艷的臉更加豐滿圓潤，紛飛的戰火沒有在上面留下任何印記，她似乎天生便有一種對于人生悲苦強大的遺忘功能。他輕輕吻了一下她的臉龐，他已經決定不走，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腳下的這片土地。

　　8月13日沒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買了蔥油餅，鹵了雞蛋與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驚訝地問：“我們要去哪里？”

　　“你走。”

　　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緊緊抱著她。她閉著眼睛，仿佛睡著一般，如無數個他無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詳。他以為她睡了，以為她什么都不知，卻不知她與自己一樣，夜夜難眠。為著即將的分離，為著未知的命運。

　　她送他去碼頭。街道寂靜得像一座公墓。她緊緊挽著他的胳膊，腳步噼啪作響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說：“我會想辦法接你過去。”

　　她說：“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們安靜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輕輕地，然后死勁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將他往船上推。他看不清她的臉，只能感覺到她的手掌，沾了第一滴晨露，冰涼。

　　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駛向遠方。她的心臟如同被割裂般疼痛起來。一個人，走在來時的路上，腳步噼啪地打著微明的路，有一次，她蹲下身子，眼淚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螞蟻身上，螞蟻受了驚嚇，飛快逃走了。人如螻蟻，在強大的命運面前，逃生、逃生。

　　楊桂菊是荊州第四紡織廠的廠花，盡管她已不那么年輕。這個解放前大戶人家的小姐、國民黨軍官的太太保持了恰當的矜持與神秘。她工作出色，不近男色，遇人總是有禮貌地微笑。她的孩子們穿著整潔的白襯衣，衣服的袖口處偷偷藏著鮮麗的刺繡圖案。有時是一朵花，有時是一只小貓，有時是誰也看不懂的勾線。

　　每個星期至少有兩次，她帶他們去廠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將濕漉漉的頭發用白色毛巾綰起，站在浴池門口給兩個女兒梳頭發。女兒們的頭發又黑又長，她拿一把嫩綠的塑料梳子，輕輕淺淺地從上至下拉下來。偶爾遇到打結的頭發，便耐心停下來。鄰居家的女兒被母親用粗糙的木梳將頭皮拉得生疼時，總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媽”。“她是大小姐，你媽是大老粗。”女孩被母親呵斥著不再吭聲。

　　至少有一千個人對楊桂菊說，李大佐再也不會回來了。偶有媒人受托來提親，告訴她只要在報上登個啟事，就能解除婚姻關系獲得自由。她也不駁斥人家，只是輕輕地說，若論英俊瀟灑，這世間沒有人能比過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說她癡，英俊瀟灑怎抵得過生活艱難。

　　1959年的冬天異常寒冷。大饑荒已經初露端倪，即使拿著錢也很難再買到糧食。楊桂菊每天下班便騎著自行車去城郊，期望正巧遇到賣黃豆或馬鈴薯的農民。一日，她驚喜地看到附近的駐軍部隊向外扔患了豬瘟、奄奄一息的豬。

　　楊桂菊求那個年輕的戰士給自己一頭病豬，馱在自行車后座上。當她騎著負重的車，歪歪扭扭地駛入黃昏，那個暴雨的夏天午后忽然不期而至。也是這樣的情形，把不穩龍頭，車子左右搖擺。“加油！”李大佐說。他微笑的臉像一把刀，深深刺進了她的胸膛。寒風中，楊桂菊開懷地哭泣。十年了，她從未有過這樣的一次，盡情地、毫無顧忌地思念，毫無顧忌地流淚。她被現實推著一步步前行，走得太快，忘了現在。

　　楊桂菊將那頭豬腌成了臘肉。在此后物質生活最為匱乏的一年中，她的孩子們因為能吃到豬肉而無比驕傲與自豪。

　　父親說，奶奶楊桂菊能活到現在是個奇跡。“文革”中，如她這般身世的人受到了眾所周知的待遇，許多人或者自殺或者因郁成疾。

　　過了70歲，奶奶臉上的皮膚依然白皙緊實，偶爾她還會自娛自樂地繡一對漂亮的枕套，潔白的棉布底子上是大朵大朵盛開的牡丹。她始終保持著矜持與神秘，那張傳聞已久的結婚照，央求多次她都不肯拿出來給我看。姑姑李玉婷說，奶奶是一個真正的貴族。

　　李大佐曾經被找到，在臺灣，已另娶妻室，并育有兩子，于1986年病逝。這個消息令奶奶痛哭了整整三天。

　　隔了很久，我們才敢問她當初傷心究竟是因為他的死，還是他的另娶。

　　“倘若別人想看你的笑話，你就一定要努力活得更好。人生好與不好，其實可以是自己一個人的事。”奶奶答非所問，似乎從未后悔用一生去等待一個人，或許某種等待，久了，便成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終究幸福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