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這首題為《村居》的小詩，很多人都不陌生。這首詩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入小學語文教材，至今已逾30年。但說起這首詩的作者高鼎，人們怕是會一臉茫然：高鼎？高鼎是誰？許多選本選錄此詩時，只說他是浙江仁和（今屬浙江杭州）人，字象一，一字拙吾，生活在清朝后期，生卒年和生平事跡都“不詳”，簡直是個謎一般的人物。

幸而高鼎的詩文集《拙吾詩文稿》尚存天壤之間，卷首有其友人李圭（1842－1903，字小池，我國近代郵政倡導者之一）所作《行狀》一篇，我們可以據此了解高鼎的生平。

高鼎相貌平平，不善言談，還有高度近視（李圭《行狀》稱其“目露光近，讀書目摩紙”），終其一生不過是個教書先生、榷署文員，最大的愛好便是寫詩。這與他外祖父孫麟（1778—1856）的言傳身教密不可分。孫麟字蘇門，在當時也是一個小有名氣的詩人。高鼎因家境貧寒，只能在學做生意之余跟從孫麟學習，因此孫麟對于高鼎，既是親人，又是良師。孫麟臨終前，將自己的詩集稿本寄給了高鼎，高鼎十分珍視，一直置于行囊之中，杭州城破逃難之時亦隨身攜帶未曾遺失。光緒五年（1879），體弱多病的高鼎在李圭等友人的幫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為孫麟刊行了他的詩集《秋嘯堂稿》。次年春，高鼎不幸身染濕熱，病逝于寧波。

高鼎逝世后，留下的詩作有2715首之多。李圭約請高鼎的另一位友人金遺從中精選出1080首，編為四卷，又以文31篇附后，于光緒八年（1882）刊成印行，卷首有黃福楙《序》、金遺《序》、李圭《行狀》，卷末有捐刊姓氏及李圭《跋》，這就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拙吾詩文稿》。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首《村居》，就收錄在《拙吾詩文稿》卷二，同題下共有四首詩，此為第三首。由于在鄉村生活的時間較長，高鼎創作了不少描繪鄉村生活的作品，而這一首顯得尤為特別。前二句側重寫景：二月里，春草萌發，群鶯亂飛，楊柳的枝條在春風吹動下輕拂堤岸，仿佛沉醉在春天的霧氣中。后二句側重寫人：一群天真可愛的孩童放學歸來，發現時間還早，便連忙拿出紙鳶，在溫煦和暖的東風中放了起來。如果說前兩句尚屬平淡無奇，后兩句則堪稱妙筆。尤其是末句中“忙趁”二字，既寫出了孩子們迅捷麻利的動作、活潑好動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時光從手邊溜走的急切情態，又從側面反映了春天的盎然情趣和勃勃生機，甚至還包含了一點應該珍惜美好事物的哲理意味。比起前人描寫兒童的名句，諸如“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唐胡令能《小兒垂釣》）、“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宋楊萬里《宿新市徐公店》）、“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清袁枚《所見》）等，實在是不遑多讓，入選小學語文教材并廣為傳誦亦是理所應當的了。

關于這首詩，近年來有一些選本和賞析文章稱其為“高鼎晚年歸隱于上饒地區，閑居農村時即興之作”（周嘯天《嘯天說詩》，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甚至說高鼎“遭受議和派的排斥和打擊，志不得伸，晚年歸隱于上饒，詩中孩子們無憂無慮放風箏的生活，大概是詩人壯志難酬后心之所向的生活”（李娜《淺談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古代童趣詩》，《文教資料》2024年第1期）。這些說法其實是誤將另一首同題作品——辛棄疾《清平樂·村居》的寫作背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過來，“強加”在高鼎《村居》的頭上。究其原因，這兩首詩均為小學語文教材中的篇目，均寫鄉村生活，也都寫到了兒童活動（辛詞中有“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之句），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也經常將這兩首作品相勾連，一來二去，遂成張冠李戴之誤。《拙吾詩文稿》中的詩作均以年代為序編排，從《村居》所在的位置來看，這組詩當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當時三十六歲的高鼎正避亂寧波鄉間教書為生，寫的乃是戰火不曾波及的寧波鄉間的盎然春意和童真童趣，既非“晚年”，亦非“隱居于上饒”，更沒有什么“遭受議和派的排斥和打擊，志不得伸”。讀詩可以知人論世，但前提是必須對“人”和“世”有一個準確的把握，否則對理解詩歌是毫無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