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桐是葉赫那拉氏，內務府鑲黃旗人。雖與太后老佛爺同族，但那桐是從基層做起，仕途蹭蹬，于戶部浮沉長達二十余年。
　　
　　仕途雖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工作勤勉，終于盼來了人生的伯樂——翁同龢。翁當時既是帝師，又是戶部尚書，是那桐的頂頭上司。那桐平日里經常赴翁府“回事”“畫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盡收眼底。
　　
　　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朝廷擬定銀庫郎中人選，那桐排名第二，本無希望。此時翁力薦那桐，甚至不惜與軍機大臣李鴻藻鬧僵，終于讓那桐獲得銀庫郎中這個肥差。戊戌維新前夕，翁因內部矛盾橫遭罷黜，被遣送回籍。那桐聽聞此事，猶遭晴空霹靂，日記里寫滿了不舍之情：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門外馬家堡火車站送翁師南旋也，送者數十人。卯正一刻，翁師揖拜登車，同有別離之感。
　　
　　恩師雖已返鄉，但仕途還要繼續。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須有大樹庇佑。那桐自然深諳此道。經過一番選擇，那桐發現榮祿最靠譜。清末之官場，官員若能迅速升遷，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出身高貴，二是跑官能力一流。恰逢戊戌之后，榮祿深得慈禧垂青，出任軍機大臣，成為滿人權貴之翹楚。榮雖為人極其精明、城府甚深，但有一致命缺陷——貪財。有一回，那桐升任京堂，向原來的上司行感謝禮，“以千金拜榮仲華相國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書受，四十金拜徐蔭軒相國受……”。按照常規，京堂送禮，四十兩為準，而那桐獨下血本塞給榮祿一千兩，可顯見其有意討好。一來二往，榮便把那桐視為親信，重點栽培，不久便將其扶上禮部右侍郎的位置。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那桐極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儲之舉，頗得慈禧、榮祿歡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桐從“四品京堂候補”被破格擢升為總理衙門大臣。孰料榮祿于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命嗚呼。那桐此時雖已為政壇權貴，但仍需尋找政治后盾。轉了一圈，他找到了清末最著名的貪官——慶親王奕劻。
　　
　　當然，在那桐看來，無論是榮祿，還是奕劻，雖堪稱大樹參天，但皆不能庇佑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爺之信任，才是關鍵。庚子之變后，那桐奉命留京處理善后事宜，不辭辛勞，格外賣力。其精明能干終引起了遠在西安的慈禧之關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辦事得力，特頒賞銀六百兩”，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謝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個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兩“私房錢”，“祗領心感無似”。慈禧偷偷賞錢給大臣，這在晚清堪稱異數。顯然，慈禧已將那桐視為心腹，但礙于同為葉赫那拉氏，故不便公開賞賜。待兩宮返京，那桐迅即獲得要位，出掌外務部。
　　
　　此后，慈禧對那桐更是恩寵有加。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壽殿匯報工作。此時垂垂老矣的慈禧，對于政事已頗顯倦怠，十分反常地對那桐說道：“爾近來辦事甚歷練，將來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這句“全依仗你了”，對于那桐而言，既是條托孤令，更是顆定心丸，意味著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無人能撼動。
　　
　　經過多年摸爬滾打、苦心經營，那桐內有慈禧當靠山，外有奕劻為同黨，可謂打通了天地線，迎來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時代”。
　　
　　二
　　
　　官運亨通，那桐并不滿足，他的目標是一手抓權、一手撈錢。那桐的聚斂之道，無外乎兩條：賣官鬻爵與開設當鋪。
　　
　　前已述及，那桐從底層爬上高層，除卻能力過人，更多的是憑借財神開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樞，一切仿佛又進入了新的輪回，重復著他年輕時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層官員登門拜師，求取官位，獻銀自是絡繹不絕。
　　
　　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冒鶴亭以候補道待分發，經人引介謁見那桐。幾句寒暄后，那桐便吩咐門下書辦做東，邀冒前往一僻靜處吃飯。席間，書辦道：“冒大人蒙中堂賞識，不久外放道臺實缺，可是個美差！”當時政以賄成，每個官職價碼不同，諳于此道者除立字據按時報效外，還答應酌予那府書辦們若干好處。冒鶴亭一介書生，懵然不知書辦做東，意在交易，只是連連舉杯稱謝“那中堂恩典”而已。書辦見話不投機，撞了木鐘，懊喪地說一聲“怠慢”，即掉首而去。過了幾日，冒鶴亭經友人點撥，弄清其中底細，再度赴那府請謁，竟被拒之門外。
　　
　　那桐積聚財富的另一手段，便是開設當鋪。那桐任職戶部多年，深知當鋪一本萬利，乃致富之捷徑。自從掌管銀庫，那桐賺得人生第一桶金，從此正式進軍當鋪業。
　　
　　那桐先后收購了燈市口等繁華地段的當鋪，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齋田二送來翠搬（扳）指一個，押京松銀一千兩，每月六厘行息，四個月歸還取贖。如到期不還，銀物兩沖”。按那桐所記，一個小小的玉扳指，當存四個月，即可凈賺二百四十兩。當鋪收益之豐著實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經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攬權，最終弄得官場如商場，商場似官場，鼓了自己的腰包，虧了朝廷的國庫。“自古召亂之道，莫甚于罔利”，信夫！
　　
　　三
　　
　　除去攀緣上級領導、聚斂巨額財富，那桐還不忘在同僚中開發資源，尋找盟友，他與袁世凱結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識，始于小站練兵時期。那桐其時任職戶部，掌管銀庫印鑰。當時袁主動登門拜見那桐，袁之目的，明顯同審批練兵軍餉有關，自然給了那桐不少好處。通過接觸，袁發覺那桐富有學識，且行事謹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師翁同龢倚重，不啻一只升值空間極大的“政壇潛力股”。故袁千方百計地腐蝕這位“國家干部”，與之深相結納。一次，那桐赴日本參加完博覽會，歸國之際，袁世凱不惜高接遠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穩，未正抵大沽，慰亭制軍遣小火輪來迎，易乘進口。酉初抵塘沽，換火車，戌初抵天津車站，袁宮保及闔郡文武來迎”。這哪里是接待朝廷中層領導，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國貴賓或元首時的標準。
　　
　　那桐好聽戲，亦喜唱戲，是個十足的票友。早在發跡前，便常出沒于京城各大梨園。比如一回那桐赴慶和堂給同僚志小巖做壽，“呼林桂生、小金彈琵琶唱《玉堂春》，蘇曲絕佳。小金復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桐對于戲曲，頗為內行。袁世凱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藥，不時做東邀請那桐聽名角名戲。另外，每逢那桐之母生日，袁就一擲千金，出資將京城有名的戲班子請到那府演出。
　　
　　同時，袁還從那桐身邊親屬下手，對他們倍加關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讓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晉，并與之換帖，結拜為異姓兄弟。然后袁順水推舟，提拔那晉，“錫侯弟經袁制臺、鐵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備軍營務”。如此細致周到的“關懷”，自然使那桐感激不盡，從而甘心與袁互為奧援，結成政治聯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初八，那桐“與徐菊人制軍訂蘭譜”。自此，袁世凱、徐世昌與那桐三人，同坐一條船，同吃一碗飯。
　　
　　四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干部年齡結構的嚴重失調及官員任免的極不合理。像李鴻章、張之洞、鹿傳霖、劉坤一這樣的“20后”“30后”官員已大半凋零。彼時，“50后”老當益壯尚且能飯，“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后”銳氣十足需磨煉，這本是屬于他們干事業的年代。然而，袁世凱蟄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職，善耆難獲重用，鐵良屈就閑差……朝堂之上，放眼望去，凈是昏聵的“30后”、稚嫩的“80后”與尸位素餐的庸臣。親貴見用、賢才見棄，一旦有變，朝廷自然遭遇無人能信、無人可用之尷尬。
　　
　　那桐身處此危局中，除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便是與徐世昌謀劃袁世凱出山事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義爆發。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處來電，知武昌新軍變亂，據城戕官，鄂都避往漢口，提督張彪被害”。其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當訪菊人”，而不是向載灃或者奕劻匯報。午后，那桐、盛宣懷來拜訪徐。接著徐、那二人又去慶王府同奕劻密議。三人“久談”，至于內容，那、徐二人在日記中皆只字未提。他們身居高位，心機重重，安全起見，自然不留痕跡。不過當時掌管軍咨府的載濤因接近核心層，洞悉內情，認為“革命爆發，那、徐協謀，推動奕劻，趁著載灃倉皇失措之時，極力主張起用袁世凱。袁在彰德，包藏禍心，待時而動”。不久，那桐又請辭協理大臣一職，為袁氏入主內閣鋪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準那桐辭職，并委任其為弼德院顧問大臣。
　　
　　待袁世凱甫一回京，那桐當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見。此后，袁、徐二人與那桐之來往便愈加密切，這在《那桐日記》中頗有體現：
　　
　　九月廿六日袁總理組織內閣成立，由袁總理召見，署名矣。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燒舌痛，宣誓太廟典禮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來談。
　　
　　三人私下過從頻繁，定是有要事相商，恐多半與清帝遜位一事有關。更堪玩味的是，自從11月26日夜里與袁、徐二人密談后，那桐便稱病不出。起初只是請假十日、十五日，后來干脆續假二十日，閉戶謝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時，這期間袁世凱“派衛兵二十六人來家常川守護”。可知那桐此舉實乃與袁、徐密議之結果，其告病養疴是假，免責避禍是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對這一曠古巨變，那桐于日記里寫道：“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后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歷。”江山鼎革，王朝傾覆，那桐非但沒有痛心疾首，憤恨縈懷，反而滿懷喜悅，相機而變。可見在那桐心中，唯有個人利益最為重要，所謂江山社稷，猶如天邊浮云爾。
　　
　　《那桐日記》之卷首，撰有這么一段話：
　　
　　嘗見吾叔父逐日書寫筆記，垂三十年不輟，身心功夫與年俱進，歷歷可考；且偶遇往事，隨意披閱，如在目前。吾甚羨之。自今伊始愿效所為，既承家法，兼可自勵。
　　
　　或許當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記自醒，勵志做一個國家棟梁。可惜歲月催人變，通覽這百萬余言，人們體會到的卻是一部鮮活而驚心的“庸臣成長史”。讀罷整部日記，再翻至開篇，回看這一段，頓覺啼笑皆非，好似被這個葉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