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滴滴涕的利弊與存廢是科學和環境關系史上影響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樁公案。現代大規模的環境保護運動正是以“拿下”滴滴涕為標志的。
　　
　　人類的“救星”
　　
　　滴滴涕的化學名稱是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1874年由奧地利化學家蔡德勒在拜耳教授的指導下合成。此后，它便被束之高閣，整整塵封了65年。它神奇的殺蟲功效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蓋基公司的化學家穆勒發現。滴滴涕能作用于昆蟲神經細胞的鈉離子通道，使它“只開不關”，從而無法正常傳遞電信號而導致機體死亡。瑞士政府迫不及待使用滴滴涕消滅科羅拉多土豆甲蟲，奇跡般地挽救了當年的農業收成。
　　
　　作為“二戰”的中立國，瑞士于1942年8月把滴滴涕的標本和配方同時提供給交戰雙方。納粹德國并未予以足夠重視，美國卻如獲至寶，組織大批科學家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緊急攻關。1943年10月1日，盟軍解放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這座城市因納粹對供水排水系統的破壞，正陷于傷寒大流行的滅頂之災。艾森豪威爾將軍緊急向華盛頓求援，美國辛辛那提蓋基公司和杜邦公司首批生產的60噸滴滴涕火速運達。1944年1月，那不勒斯的營房、街區和130萬軍民普遍接受滴滴涕噴灑，竟然一舉消滅了傳播傷寒的元兇虱子，3個星期內就控制了傷寒的流行。比起1812年拿破侖50萬大軍因傷寒爆發而兵敗莫斯科，比起“一戰”中僅俄國就有300萬人命喪傷寒，滴滴涕寫下了人類歷史上首次戰勝大規模瘟疫的不朽篇章。
　　
　　在南太平洋戰場上，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陣亡的美軍人數不及因蚊蟲叮咬死于瘧疾的人數，自從司令部決定增設專門噴灑滴滴涕的建制后，美軍完全擺脫了瘧疾和熱帶病的危脅。此外，從菲律賓、緬甸、中國前線到納粹監獄、集中營，到處傳來滴滴涕的佳音捷報。丘吉爾在1944年9月28日的廣播演講中說：“杰出的滴滴涕粉經過充分檢驗并確認有神奇的效果。”1948年，穆勒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獎詞中激情贊頌滴滴涕是人類的“天外救星”。媒體則把滴滴涕稱為“昆蟲原子彈”。盤點科技成就，原子能、雷達、青霉素和滴滴涕并稱為“二戰”期間的“四大發明”。
　　
　　由于功能強大、制造簡易、價格低廉、廣譜持久、人畜無害、儲運方便等優良品質，滴滴涕在所有殺蟲劑中一枝獨秀，于戰后達到了輝煌的巔峰。
　　
　　瘧疾是人類最古老的宿敵，每年禍及3億～5億人口，奪取300萬人的生命。南非、印度、斯里蘭卡等國使用滴滴涕殺滅蚊子，立竿見影，瘧疾發病率直線下降。意大利1947～1951年靠滴滴涕實現了根除瘧疾的5年計劃。聯合國衛生組織也雄心陡起，于1955年5月正式擂響了全球消滅瘧疾的戰鼓。而美國的農民則大規模使用滴滴涕殺滅300多種農作物的害蟲，頻繁動用飛機對廣闊的田野和森林噴灑。1959年美國滴滴涕使用量達到峰值3。6萬噸，平均每人消費半磅之多。這種無節制、無忌憚的揮霍和濫用，埋下了滴滴涕“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禍根。
　　
　　人類的“棄兒”
　　
　　1962年，身患乳腺癌的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出版了她歷史性的著作《寂靜的春天》，揭露滴滴涕等殺蟲劑對野生動物特別是鳥類的危害，滴滴涕使春天不再鶯歌燕舞。
　　
　　高度的疏水性使滴滴涕存留在生物脂肪組織中，并通過食物鏈富集到猛禽體內，造成美國“國鳥”禿鷹等的蛋殼變薄和數量減少。此外它還干擾人體的分泌和生育系統并誘發癌癥。卡森的書首次提出人和自然環境的關系問題，也暗合了公眾對工業界的長期疑慮和怨憤。《紐約客》在當年6月接連3期提前刊登了部分章節，《紐約時報》稱“寂靜的春天變成了喧鬧的夏天”。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科學顧問委員會奉命進行調查并支持卡森的警示。《寂靜的春天》連續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有人把它比作當年“引發南北戰爭”的《湯姆叔叔的小屋》。
　　
　　1967年，美國環境保護基金會宣告成立。1970年12月2日，美國環境保護局正式掛牌，并于1972年6月14日簽署法令，在美國禁止使用滴滴涕。拿這個如日中天的諾貝爾級化學“寵兒”開刀，驕橫的化工界受到極大震懾，初創的環保局也借此樹權立威。世界不少國家群起效仿，先后制定廢除滴滴涕的法規。1995年，聯合國化學安全機構確定了12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滴滴涕被劃入“骯臟的一打”。2001年5月22日，152個國家簽署了《斯德哥爾摩協議》，滴滴涕最終淪為環境的大敵和人類的“棄兒”。
　　
　　存廢引爭議
　　
　　但世界對滴滴涕的不平之鳴也是獨一無二的。《寂靜的春天》出版后，飽受“以人文激情代替科學依據”的非議。1972年下令禁止滴滴涕的美國環保局局長魯克爾斯豪斯，被指責完全無視科學委員會125位專家9000多頁的考察報告和法官的判決。許多研究指出，幾十年來地球上幾十億人暴露在大劑量的滴滴涕中，從無一例中毒記錄，滴滴涕的毒副作用比許多處方藥甚至咖啡還小，有志愿者連續口服滴滴涕2年仍安然無恙。
　　
　　而爭論的焦點和核心，是滴滴涕預防瘧疾的獨特效用。20年中滴滴涕曾從瘧疾的猖獗中挽救了5億人的生命，禁止滴滴涕后已被遏制的瘧疾卷土重來，不但導致每年至少100萬人死亡，還造成貧窮國家經濟崩潰。聯合國多位抗瘧專家因此憤而辭職。
　　
　　《侏羅紀公園》的作者克萊頓說，“禁止滴滴涕也許是20世紀最大的悲劇”，“殺人比希特勒還多”。1999年3月29日，包括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371位著名瘧疾專家、醫生聯名發表公開信，指出禁止滴滴涕是“西方富裕國家的訴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因瘧疾造成的‘壽命損失年’比全世界癌癥患者總和還多70%”，呼吁盡快請回滴滴涕擔當抗瘧大任。
　　
　　2006年9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一改30年來對滴滴涕的否決態度，轉而宣稱室內噴灑滴滴涕滅蚊和驅蚊是防范瘧疾的主要手段。滴滴涕并沒有摘掉“黑十二類”的帽子，但妖魔化的形象畢竟得到了改善。但是，非洲國家卻必須顧忌滴滴涕的使用會面臨西方經濟援助減少和貿易制裁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柯奇在回答對重啟滴滴涕的質問時說：“請像拯救環境一樣拯救非洲嬰兒。”時至今日，“環保主義者”在和“人道主義者”的角力中，顯然并沒有占據科學優勢和道德高地。
　　
　　關于滴滴涕的一波三折和“馬拉松之爭”，也許能映射出人類社會的復雜性。科學的真偽是非本來難以判定，再攪進政治、地緣、貧富和文化因素，更會成為一團亂麻。
　　
　　一項科技成果，怎樣用理性來權衡利弊和把握平衡？諸多環境危機，怎樣讓全球能同心共識、同舟共濟？這些問題過去、現在、未來都考驗著人類的智慧和操行。也許只有科學求實的精神，以人為本的觀念，天下為公的情懷，才能引導我們去尋求有意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