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1937年的春天，太陽落得早。
　　
　　太姥爺那年剛滿20歲。他的母親病危，家里很早之前就準備了棺木和壽具，可疾病讓他母親瘦成了一把骨頭，壽衣得重新做。于是，太姥爺到鎮東邊太姥姥家的縫紉店，去重新給母親定做壽衣。
　　
　　整個散花鎮，就數太姥姥父親的手藝最好，連鄰鎮的有錢人都慕名而來。生意太好，伙計忙不過來，太姥姥就來幫忙。她站在柜臺的暗影里，輕言細語地說話，用筆認真記下客人交代的尺寸。她常常穿湖藍色的褂子，扎著油亮的大辮子。太姥爺猜她一定是摘了皂角用井水洗的頭發，隔得那么遠，都能聞見清香。
　　
　　太姥姥也留意過太姥爺。這是個樸實誠懇的年輕人，有一雙憂戚清亮的眼睛，說話和和氣氣，寫得一手好字。她雖然看不懂，但喜歡看。
　　
　　壽衣做好后，太姥姥認為黑色太素，便在袖口處繡上鳳凰——有種用敦實的吉祥壓住悲愴的感覺。太姥爺拿回家，他母親很滿意。
　　
　　太姥爺回憶著縫紉店的姑娘，暗暗下了一個決心。
　　
　　太姥姥生得美，也有不少達官貴人提過親，但她父親一概沒有答應。她父親知道，憑自家這點兒家底，女兒嫁到這樣的人家無非是做小，可是好好的寶貝閨女干嗎要受人輕賤！再說亂世里什么都是說不準、靠不住的，當權的、有錢的一旦失了勢，敗落起來也容易啊。
　　
　　太姥爺家世代行醫，太姥姥的父親對懸壺濟世的行當是有些敬仰的，再想到手藝人端的是百家飯，總能太太平平地把日子過下去，不至于委屈女兒。所以，太姥爺這邊一上門提親，他立馬就答應了。
　　
　　次年開春時節，太姥姥就嫁進了太姥爺家。太姥姥愛吃桑葚，太姥爺就對她說：“你喜歡哪棵桑樹，我們就在旁邊蓋房子。”當時，太姥爺年紀雖輕，醫術卻不俗，很受當地人愛戴。他幫助過的石匠、瓦匠、泥匠聽說他要蓋房子，都爭著來幫忙。
　　
　　不到兩個月，房子就建好了，是一棟用石頭砌成的房子，結實美觀，冬暖夏涼。
　　
　　別離
　　
　　1941年冬天，散花鎮下了一場很大的雪。
　　
　　半夜時分，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太姥爺遠房的表兄。他前幾年一直在太姥爺這里看病，身體調理得差不多后，就去東北伐木賺錢。怎么突然回來了呢？
　　
　　原來，日軍在哈爾濱郊外成立731部隊后，表兄被抓去，成了日本人研究細菌武器的實驗品。后來趁著某天下暴雨，他打倒看守，逃了出來。他長途跋涉，歷盡艱辛，一回家就找到太姥爺，懇求救命。
　　
　　經過太姥爺診斷，由于服用多年的大別山藥草和鼠疫細菌呈相克之勢，表兄的體內竟然存在大量免疫血清，讓他被注射了鼠疫細菌后仍能安然無恙，成功躲過一劫。和表兄徹夜長談后，太姥爺得知日寇在東北一帶令人發指的細菌實驗暴行，怒不可遏。
　　
　　沒過兩天，湖南常德被日軍投下鼠疫彈，大量老百姓死亡。太姥爺聽說后，決定去一趟湖南，他要研制出藥方，解救百姓。
　　
　　太姥爺遠赴湖南是在那年臘月二十九，天冷得像在下冰刀子。鎮外的清水河面全部被凍住，人可以穩穩當當地在上面走上一個來回。太姥爺喝了白酒，在堂屋里坐了許久。他回廚房盛了一碗湯，喂孩子喝下，把碗放在桌上，轉身就出了門。
　　
　　太姥姥拉著孩子將太姥爺送出鎮外。太姥爺深吸一口雪后清新的空氣，自言自語道：“雪下得真好，明年肯定是個豐收年。”又回頭囑咐太姥姥：“灶火要燒得旺些，大過年的，燒得旺，明年才好過呢。”
　　
　　太姥爺帶著盤纏和草藥走遠了，在雪地里慢慢地成為一個小黑點。天地空曠，只有那個聲音在回蕩：“等我回來烤火啊。”
　　
　　那一年，太姥姥22歲。
　　
　　枯坐
　　
　　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太姥爺離家已4年了，卻杳無音信。
　　
　　太姥姥盤了一間小店，靠給街坊鄰居做衣服度日。她手藝好，又有耐心，維持生計尚不困難。年輕的時候，她父親說的那句話當真沒有錯：“能讓我們依靠的，只有手藝。”
　　
　　每年冬天，家中的爐火都燒得很旺。可太姥爺始終沒有回來，也沒有來信。
　　
　　日子一天天過去，太姥姥將家中的老人都送了終，將弟弟妹妹們都操持成了家，連她自己，也有了女婿，有了外孫女，然后外孫女又有了女兒。
　　
　　我在1981年出生，是太姥姥的曾外孫女。這一年，太姥姥62歲，太姥爺離開她已足足40年了。她曾經是個愛干凈的小姑娘，現在仍然是個隨時將自己收拾得干凈利索的老太太。
　　
　　她習慣摘皂角洗頭發，習慣將頭發綰成髻，習慣穿布鞋，習慣用桑葚做成果醬和酒。她腿腳靈便麻利，不肯輕易老去。
　　
　　在我的記憶里，每到冬天，太姥姥總是穿著藏青色的褂子坐在大灶旁打盹。她會幫小輩烤點糍粑和紅薯，弄得一屋子香味，而窗外是飛揚的雪。
　　
　　她不大說話，從清晨到黃昏，總坐在那里。后來我每次想到“生命”這個詞，就聯想到一個老婦人獨坐一隅的情景。
　　
　　回憶
　　
　　1992年爸爸調動工作，我家搬到了城里。我們想接太姥姥到家里住，她卻不肯，執意要留在散花鎮度過寧靜的晚年。
　　
　　每次回小鎮探望她，我都會帶些服飾類的雜志給她看。她耳不聾、眼不花，雖然沒有進過學堂，不識字，但對著那些服飾圖片仍會驚嘆和稱贊。
　　
　　姥姥和媽媽繼承了祖業，都從了醫。但我自小暈血，無法從事醫科，每次看到太姥姥，都很羞愧。她卻不那么介意，跟我說：“家有萬金，不如一技傍身。”
　　
　　我考上大學那年，回小鎮看她，跟她說我學了計算機，她聽不大明白，我解釋說可以用它畫畫、寫文章，她就很高興。那個暑假，天氣炎熱，太姥姥很早就出門給我摘桑葚，然后用井水鎮一下拿給我吃。那桑葚，有種說不出的美味。
　　
　　有一天，日頭毒辣，我去找她，給她戴上一頂草帽。我們坐在樹下休息，拉家常。她有一句沒一句地給我講起家鄉的瑣事：誰家的孩子很孝順，誰家的媳婦心地好。我聽著，晃蕩著腳哼唱一首童謠：“家鄉的茶園開滿花，媽媽的心肝在天涯……”
　　
　　太姥姥忽然想起什么，指著屋后薄刀山上一處墳地說：“還不錯吧？修了幾年呢。我要是走得早，等你太姥爺回來，將來就和我合葬，很寬敞的。”
　　
　　那片土坡長滿青草，郁郁蔥蔥，盡頭有陽光，天顯得極為高遠遼闊。太姥姥看著遠處油綠的稻田，比畫了一個高度說：“那年我和你差不多高。”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太姥姥和太姥爺的故事。
　　
　　1937年，她是個梳大辮子的姑娘，會繡鳳凰和蝴蝶；1939年，她穿月白色的衫子為病人熬中藥；1941年，她的丈夫遠走天涯，而故園的桑樹年年枝繁葉茂。
　　
　　希望
　　
　　2003年，我遇見了想要遇見的那個人；2005年年底，我帶了那人回到散花鎮去見太姥姥。
　　
　　到達時正是午飯時間，小鎮落雪了，很早天就黑了。
　　
　　祖屋看起來并無太大變化，只是更陳舊了些，屋檐上結著冰柱，門前的桑樹上掛著紅燈籠。
　　
　　親戚們早就自立門戶，太姥姥喜好獨處，他們便走動得少。逢年過節，親戚們送些老人適宜吃的水果、軟糖和藕粉之類，閑時偶爾來坐坐。
　　
　　堂屋里的電視是前幾年媽媽買回來的，太姥姥終日開著它，說房間里有聲音，熱鬧些。
　　
　　吃過晚飯，我們圍坐在火爐前看著電視聊天。太姥姥最愛看《湖南新聞》，看得很專注。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特輯里，播放的是日本731部隊的罪行。黑色字幕上打出湖南常德縣志中的話：“日本731部隊在華期間，對中國大陸展開細菌戰……”然后是一長串遇難者名單，有不惜以死抗爭的愛國英雄，有無辜受害的平民百姓……在民間義士那一欄里，我看到太姥爺的名字，在無數名字中間。
　　
　　我看向太姥姥，她平靜地盯著熒屏。我的心落回原地，心想，還好，她不識字。太姥爺早已不在人世是意料中的事，但只要未被證實，就還有希望。太姥姥大半生都在等他歸來，可是，太姥爺其實已經去世64年了。
　　
　　我出去站了一會兒，小聲哭了起來。
　　
　　有孩童在打雪仗，我在雪地里跌了一跤，一點兒都不想站起身。回屋的時候，太姥姥拉著我的手說：“我昨天夢見屋后的薄刀山著火了呢，很紅。”
　　
　　廚房的爐火仍燒得旺，我進去添了一把柴火。又想，還好，太姥姥不識字。
　　
　　沉痛
　　
　　太姥姥是在2006年3月19日去世的，那天離春分不遠了。
　　
　　在整理她的遺物的時候，我翻出一本殘舊的賬本。歷經大半個世紀，紙張發黃脆薄，折角的那一頁上，赫然有太姥爺的簽名。那是1937年春天，他到太姥姥家的縫紉店取壽衣時寫下的字跡。
　　
　　太姥爺是在冬天出生的，名字是“童冬來”。普通的名，沉痛的字，反復地出現在賬本的空白頁。起先是笨拙的筆畫，漸漸地就寫得流暢了，應該是太姥姥的臨摹體，她想等他回來給他看吧。
　　
　　她的確不識字，但“童冬來”3個字，她看了那么多回，默念過那么多次。她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這80多年的人生一樣。她一定在《湖南新聞》里認出了他的名字。
　　
　　可她若無其事地又活了那么多天……她是不想讓我們傷心吧。
　　
　　我的童年與一個名叫散花的小鎮有關。我記得小鎮的河流、桑葚和白雪，以及一些久遠的味道——光線昏暗的店堂里，中藥被分門別類裝進一個個小格子里，它們一律有著漂亮得可以直接拎過來入詩入畫的名字。
　　
　　很多年了，那種清苦的氣味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