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德說，對壞東西的唯一態度就是不用搭理。現在的問題是，當壞東西出現時，人們沒有耐心辨別真偽。真相成為奢侈品，流言如病毒。
　　
　　正如特朗普的勝利，有人解讀為這既是民主的勝利，也是自由的挫敗。民主與自由曾經親如孿生兄弟的關系由此產生了深深的裂痕，社交媒體讓真相成為令人畏懼的事物，而謊言則更像藝術，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
　　
　　馬克思年輕時就說過，人們無法表達，只能被表達。但在社交媒體時代，“吃瓜群眾”不再接受被代表、被表達的捉弄，他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主張，就如潮水一樣，來時氣勢磅礴，散時悄無聲息。
　　
　　過去100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嚴謹和專業的、以推動現代文明共同價值觀和共識的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如法國大革命中的王冠，被打落在地，無人拾掇。社交媒體驅動的真相和謊言如霧又如電，形成了輿論場的勢能差。
　　
　　最新的例子是深圳市民羅爾，因為5歲的女兒羅一笑不幸患白血病，很有可能舉家陷入困頓。于是羅先生的一篇《羅一笑，你給我站住》，幾乎在一夜之間贏得同情并獲得200多萬元人民幣的打賞。
　　
　　讓人跌破眼鏡的是，更多的細節隨后被披露，如羅爾擁有三套房，如孩子每天的治療費用并沒有文章中寫的那樣多，再如有營銷機構在幕后推動等。一時“吃瓜群眾”群情激憤。
　　
　　不能不說這個時代的偉大。一位父親因為寫了一篇愛女患病的感情熾烈、細節動人的文章，輕易就贏得了大家的轉發和積極的小額資助。社交媒體的力量，如洪荒之力，又如種子之力，摧枯拉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社交媒體時代的群眾善良、熱忱，但也一廂情愿、尖酸刻薄，帶著深深的偏見，以及與生俱來的傲慢。
　　
　　中產階層的價值觀是我們這個時代思想的中堅力量。一位父親為愛女寫文章籌集未來可能用到的巨額治療費用，并最大限度地維持一個中產家庭的尊嚴，也是情有可原的。為什么“吃瓜群眾”更愛看到的故事橋段是父親砸鍋賣鐵、傾家蕩產救助愛女，卻不愿意接受一位有才情的父親通過賣文獲得人們微薄的打賞，來緩解家庭危機呢？
　　
　　人們的同情心可敬可嘉，應該同情的是孩子的遭遇，因為無論多少錢都挽回不了一個幼小的生命。如果同情心一定要建立在苦難的基礎上，那這樣的同情心本身就是廉價、脆弱而又卑微的。
　　
　　無論是支持“脫歐”的英國中產，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廣大中西部的中產，還是像羅爾這樣的中產，無論歐盟多么美好，全球化帶來多少收益，“打賞”有多少，都無法讓他們像二戰后20年那樣，處于加爾布雷斯說的“豐裕社會”，并擁有這個社會賦予的保障、繁榮、積極向上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劇烈變化、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公。科技讓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時代變化太快，有的人趕上來了，有的人還沒有回過神來。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其《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充滿憂慮地表示：“在抵達目的地的航程中，中途被拋棄的旅客比最終抵達的要多。”正如拉丁美洲一百年的“哭泣”——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那樣，現代科技在帶來富有的同時，如何避免人們心中的貧困？
　　
　　最新的消息是，經過騰訊公司、深圳市民政局和羅爾等三方的協商，原來“打賞”給羅爾和小一笑的260多萬元人民幣原路退回。一場同情心和輿論的反轉，讓事情回到悲情的原點。沒有人在此事件中獲益，人們期待看到綠洲，卻最終選擇了荒漠。
　　
　　塔勒布在其名著《黑天鵝》一書中說，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最核心的一條是風險意識及其抗風險的能力。現代社會抗風險的一個重要工具是保險。保險的基本原理就是大家籌錢，一旦誰家有難，就用保險金來救助，使得人們享有免于貧困和恐懼的自由。其實，大家對羅爾的“打賞”，不正是事后的一次保險行動嗎？
　　
　　這就好比，比爾·蓋茨的豪華汽車撞車了，他獲得巨額保險賠償，你不能因此指責說，蓋茨你那么有錢，干嗎還要花保民的錢？
　　
　　科技帶來的富有，不應該讓我們陷入內心的貧困。我們的社會，最缺乏的就是中產價值觀：免于貧困和恐懼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