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好為難。”有個條件不錯的男學生對我說，“我有兩個女朋友，都很愛我，我也很喜歡她們，不知該選哪一個。”
　　
　　“兩個條件差不多？”我說。
　　
　　“不！條件差得蠻多的。一個很有錢，家里放了一架史坦威的大演奏琴。另一個很窮，我常給她打電話，打一半，就沒法說了。因為她的臥室正靠著鐵道，火車過時，整個房子都震動，什么也聽不見，只好拿著電話發呆。”
　　
　　隔了半年，遇到那學生，他已經結婚了。
　　
　　“娶了有史坦威鋼琴的？”我笑道。
　　
　　“不！娶了鐵道旁邊貧民區的。”
　　
　　“噢！”我點了點頭，“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有！有一天，我到她家去，坐在她臥室聊天，突然火車過，好響！火車帶起一陣風，把窗簾都吹起來了，那是一塊很便宜的薄棉布的窗簾，她自己用手縫的。這時候，陽光射進來，我看見窗臺上放了一個寶特瓶切一半做成的花盆，里面開著一叢不知名的小黃花。我問她那是什么花。她很不好意思地說，‘是從野地里挖來的小草花，不值錢’！”學生臉上露出一種特殊的光彩，“你知道嗎？我那時突然產生一種感動，沖上去抱住她，叫她不要那么說，不要說不值錢，美的感覺是不能用錢衡量的！就在那一刻，我發覺，我深深愛上了她。”
　　
　　學生的話常浮過我的腦海，我常想象那個浴著陽光的午后，被風拂起的窗簾，和窗臺上逆光看去的那叢小草花。多么平凡，多么美！記得有一年情人節，去花店訂花，花店老板隨手拿了一枝玫瑰送我。
　　
　　回家，我把那枝玫瑰插在細細的小瓶子里。隔兩天，情人節的花也送到了，是24朵玫瑰。我又找了一個大大的水晶花瓶，放進去。
　　
　　奇怪的是，那24朵馥郁的玫瑰，和旁邊孤零零一枝，有種特別的感動，覺得好精巧、好細致、好有慧心。
　　
　　我想起有一次到前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先生家去。他的家布置得很清簡，案上沒花，只有一盆番薯冒出的青苗。淡紅色的番薯皮，翠綠彎轉的藤葉，給人一種特別的雅致。讓我回到童年，記憶中父親用小水皿養的蒜苗，在冬天的窗前，映出一片新綠。
　　
　　真正慧心的美，常像是簡簡單單的禪宗水墨畫，不必華麗的色彩，也無須復雜的構圖，卻能在那“空靈”處引人遐想，給人美。
　　
　　美，幫我們度過人生的苦難。女兒自從上幼稚園，也常常給我這種美。
　　
　　她有個放勞作的籃子，乍看好像垃圾桶——里面有用牛皮紙袋做的帽子，用衣服夾子和紐扣組成的小人，用紙盤做的面具，用黃豆組成的圖畫。
　　
　　學校動不動就發通知，要家長給孩子準備空的鮮奶盒子，或衛生紙用完剩下的“紙軸”；跟著就讓孩子從學校帶回用那些廢物組成的玩具。問題是，大人眼中的廢物，卻成為孩子的寶貝。他們不在乎世俗的價值，只在乎自己有沒有感動，有沒有想象。
　　
　　于是，常看見小丫頭舉著她的勞作炫耀。先覺得她傻，想想之后，才發覺是自己俗。她讓我又想起那個學生的女朋友，窗臺上放的寶特瓶花盆，和里面的小草花。更讓我想起以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一段話：“你們將來教美術，目的不應該是造就幾個專業的藝術家，而是培養一批有美感的國民，讓他們能從最平凡的東西上，見到美，也懂得利用身邊平凡的東西，創造美；使他們對生活有一種積極快樂的態度，而不只是現實的價值；更使他們能以美的感覺，面對人生的苦難。”
　　
　　人，就是一種美。記得初到紐約的時候，去蘇活區看一位藝術界的老朋友。進入他的工作室，我差點窒息——只見一片煙塵飛揚，四處彌漫著濃濃的油漆味，而他正埋頭修理古董。
　　
　　他把顧客送來的瓷器碎片，慢慢拼起來——先用膠水粘合，再用瓷粉填補、打光，然后把斷缺的花紋，照原來的樣子畫好，再噴油漆，將表面噴成釉彩的光亮。
　　
　　朋友摘下口罩，陪我走出工作室，小心跨過殘雪的泥濘，走上曼哈頓昏暗的街頭。
　　
　　“多美啊！”他一面呵著手、吐著白煙，一面抬著頭，看那四周像要圍過來的高樓，近乎詠嘆地說，“紐約！一個真正看到人的城市。”指指高樓，又指指蹲在街角的浪人，“都是人創造的，各式各樣的人，多美！”我看著他的臉，看那臉上的感動，也從心底產生一種感動——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在那么不如意的時候，他依然快樂，依然生活得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