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門就后悔了，天那么冷，還起得那么早。
　　
　　昨天與兩位在這里留學的中國學生約好，今天起個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圣瑪麗教堂。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么早就開，但背后有一個小側門，里邊有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只好縮著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于等來了一個瘦個子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里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著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當哐當地攀踏了好久終于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經氣喘吁吁，卻看見身邊墻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畢業生，有的則是前來參觀的各國學者，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還刻了國籍和所屬校名。
　　
　　終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凜冽，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萬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回溯牛津歷史，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沖突，而這座圣瑪麗教堂一度還是沖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沖突都是從小酒館里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后兩方都一呼百應，釀成大規模斗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著具有宗教氣息的學袍，毆斗起來只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里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匯：townandgown，兩個只差一個字母的冤家。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12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回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只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14世紀中葉那次大斗毆后，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斗毆致死的學生，并把斗毆開始的那一天當做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沖突也有一個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后，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這么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里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為了彼岸。
　　
　　在斗毆中成長起來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似乎是用漫長的時間在表明，自己與這塊土地有多大的差別。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征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歷史總是以成果來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后，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很難離得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磁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結構鏈被發現了——這些大事背后，站著一個個杰出的智者。直到現代，還絡繹不絕地走出了凱恩斯、羅素和英國絕大多數首相，一批又一批。
　　
　　我問兩位留學生：“在這里讀書，心里緊張嗎？”他們說：“還好，英國人怎么著都不乏幽默，三下兩下把壓力調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們舉幾個例子，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終于又一次證實了我多年前的一個感覺：幽默的至高形態是自嘲。例如，他們說起的16世紀某個圣誕日發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這樣的味道。說是那天一名學生拿著書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頭野豬，已經躲不開了，只能搏斗。野豬一次次張開大嘴撲向學生，學生靈機一動，覺得必須找一個嚼不碎、吞不下的東西塞到野豬嘴里，把它噎住。什么東西呢？學生立即醒悟，從書包中取出一本剛才還讀得頭昏腦漲的亞里士多德著作，往野豬嘴里塞去。野豬果然消化不了亞里士多德，吞噎幾下便憋死了。學生回到學校一講，同學們上山割下那個野豬頭，把它烤熟了，當夜就端到了教師的圣誕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師，你們教的學問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頭野豬給憋死了。
　　
　　教師們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噴香的美味。從此，這道美味成了圣誕晚餐上的招牌菜。我想，這是教師的自嘲，也是學生們對自己學業的自嘲，更是牛津的總體自嘲。想到這里我不能不感念吳小莉。前些天她托人遠道帶給我一部英國當代童話《哈利•波特》，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說不僅供我在旅途中解悶，而且要證明在繁忙的勞務中讀點童話好玩極了。
　　
　　小莉是對的。雖然我很早就明白人類文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游戲和童話，但在實際深入的時候又常常會被紛亂的現實所掩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因此總要有人提醒。正是小莉送的書，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書店里看到《愛麗絲漫游奇境記》時會心而笑。這個童話小時候就熟悉，后來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
　　
　　這位數學教師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給一位小女孩講了這個自己隨口編出來的童話，講完，無論是小女孩還是他自己都覺得有意思，他便用劉易斯•卡羅爾的筆名寫了出來。他當然沒有預料到，這將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維多利亞女王也讀了這本童話，愛不釋手，下令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書都必須立即呈送給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計算數值的簡易方法》。
　　
　　女王當然很吃驚，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領悟：越是嚴肅的人群越是蘊藏著頑皮和天真，否則無法解釋她自己為什么政事繁忙，還會著迷于與年齡早不相稱的童話。領悟于此，也就領悟了牛津大學一種隱秘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