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認識孫宇晨的人都覺得，他考入北大是個奇跡。

　　 2007年2月，他因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而參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試時，面試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讀的惠州一中位于哪個省份。

　　 在這所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考入過北大的學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績始終徘徊在二三十分之間而不得不改學文科。此后，他的成績有所好轉，但直到高三上學期結束時，仍然排在全年級１００名開外。

　　 大一時，他在《萌芽》雜志寫下《一道論證題》，試圖向人們證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彌補任何的遺憾，只要你下定了決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請中學生和他一道證明這道題目。文章發表后兩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１萬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將以北大歷史系總分排名第一的成績結束4年的本科學業。

　　沉浸于文學世界不可自拔

　　成績在全班穩居倒數前十

　　 整個中學階段，孫宇晨從來都不是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好學生”。初中時他就讀于一所寄宿制學校，他對3年初中生活的記憶，大多與網游有關。為了玩網游，他常常裝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親熟睡后溜去網吧，再在清晨父親睡醒之前趕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覺醒”，用功學習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進入高中后，他對網游的熱情驟減，因為他發現了新的興趣點———小說。受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父親影響，他接觸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開始瘋狂閱讀各類小說。他說：“沉溺于小說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一個引誘者，我的引誘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引誘”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學的世界中不可自拔。除了班主任的英語課不方便逃課外，其他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圖書館看小說。全班48個人，他的成績“穩居倒數前十”，老師們對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學）、沖汕大（汕頭大學）”。

　　 那時的孫宇晨認為，應試教育和文學理想是對立的，在他看來，接受“全面平庸”的應試教育近乎“奇恥大辱”，“有限的時間與精力無法覆蓋諸多不擅長的學科，數學對于一個專于文史的人來說，真可謂是慘痛的悲劇。”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試成績，即使全科掛紅燈也無所謂。

　　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

　　盡管也許會將棱角沖刷干凈

　　 帶著二三十分的數學、物理成績，孫宇晨在高二時不得不選擇轉為文科生。此時的他發現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時那樣不帶任何功利性地“為了看書而看書”，而已經開始渴望得到別人的承認。他堅信自己有著過人的才能，而身邊的很多同學卻“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做題還有何物”。

　　 但現實卻不斷地給他挫敗感，“４００多分的成績，我連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強烈的挫敗感使他開始考慮與常規的升學之路徹底決裂，他開始想辦法給自己找一條出路，一條不是高考的出路。

　　 帶著極高的期望，他先后報名參加了第八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和北京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結果卻黯然落選。這對他產生了極大的打擊，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盡管它也許會將我這塊石頭的棱角沖刷干凈”。

　　 他為自己定下五項要求：第一是把所有與應試無關的書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適的晚年談話錄；第二是絕對不進圖書館，所有課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對老師的愛憎，以獲得應試的知識為目的；第四是保證晚自修的時間，３小時積極進行應試訓練；第五是制訂每天的計劃，并嚴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