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國四公子”之一，卻少有紈绔之氣；他曾投身軍界，卻因政局黑暗而回歸文人之身；他被母親視作十足的“敗家子”，卻被同人譽為“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他把畢生心血傾注于保護中華文明、中國藝術之中，卻在動亂年代被屢屢錯待。
　　
　　決然脫下軍裝
　　
　　父親原名家騏，號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項城人，出生于貴胄豪富之家。
　　
　　我爺爺張鎮芳是袁世凱的姑表兄弟，父親的姑母嫁給了袁世凱的弟弟袁世昌，因為爺爺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凱的兒子們稱我爺爺為“五舅”。
　　
　　父親青年時，國內革命浪潮洶涌澎湃。
　　
　　1913年，袁世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爺爺張鎮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凱做出一項重大舉措——創立培養軍官的陸軍混成模范團。
　　
　　父親那年剛16歲，不符合模范團的選材標準，但在爺爺的安排下，他破格進入了模范團的騎科，并由此進入軍界，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
　　
　　此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接著軍閥混戰，政壇風云變幻。父親眼見政治黑暗，又目睹爺爺的官場沉浮，嘆道：“內戰軍人，殊非光榮！”便決然脫下軍裝。
　　
　　奶奶眼里十足的“敗家子”
　　
　　父親退出軍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滿，絮絮叨叨地罵他沒出息，要他進入金融界。父親一度十分困惑、苦悶，終日無言。那時他唯一的樂趣就是讀書，他讀《老子》《墨子》，興味十足。
　　
　　1927年，父親正值而立之際。一次，他去爺爺任職的北京西河沿的鹽業銀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廠，在出售古玩字畫的小攤旁邊溜達。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筆書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見上面的四個大字“叢碧山房”寫得結構嚴謹、氣勢恢宏。雖然此時父親對收藏尚未入門，但由于舊學根底深厚，眼力已然不俗。他沒費思量就以1000塊大洋將其買了下來。回去后，父親愈看愈愛，遂將自己的表字改為“叢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為“叢碧山房”。這是他收藏生涯的開始。從此，父親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錢。
　　
　　父親說過：“我30歲開始學書法，30歲開始學詩詞，30歲開始收藏名家書畫，31歲開始學京劇。”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京劇藝術，那時他正式拜余叔巖學戲，彩唱過《二進宮》《空城計》《八大錘》三出戲，成為余派藝術傳承的重要人物。
　　
　　爺爺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勸和嚴厲責罵下，父親無奈答應子承父業，出任鹽業銀行的董事兼總稽核之職，但父親對銀行的事從來不聞不問。從此，父親有了“怪爺”的綽號。他一不認官，二不認錢，獨愛詩詞、書畫、戲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敗家子”，不可能使家業中興。
　　
　　寧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戰爭爆發后，父親為使銀行不致落在和漢奸有勾結的李祖萊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精品都放在銀行，所以只好勉為其難，以總稽核的身份，兼任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前去主持行務。
　　
　　父親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讓父親陷入險境。
　　
　　一天早晨，父親去銀行上班，剛走到弄堂口，迎面沖來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進汽車，迅速離去。母親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孫曜東（上海灘的玩家子，與父親換過帖的把兄弟）家，見到孫曜東就跪下，請他救救父親。孫曜東分析了一番，想想父親在上海沒什么仇人，只有鹽業銀行的李祖萊有動機，因為父親擋了他的升遷之路。
　　
　　第二天，母親接到綁匪的電話，說是要200根金條，否則就撕票。這下子母親更急了。后經孫曜東打聽，此事果然是李祖萊幕后策劃，由“七十六號”特務組織干的。
　　
　　經孫曜東的一番活動，綁匪開始和母親談判。
　　
　　談判過程中，綁匪說父親絕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請母親去見一面。母親見到父親時，他已經有氣無力、憔悴不堪。母親唏噓不止，可是父親卻置生死于度外，悄悄關照母親說：“你怎么樣救我都不要緊，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緊，但是我們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須給我保護好，別為了贖我而賣掉，那樣我寧死也不出去。”
　　
　　父親被綁了8個月，最后，綁匪給母親傳話：“7天之內若拿不出40根金條，做好收尸準備。”
　　
　　沒多久，經孫曜東努力調停，父親終于安全地回到家中，而他不愿賣畫贖身，視書畫如生命的事情很快傳開了，幾家報紙也刊登了這個消息。父親怕樹大招風，便于當年年底離開上海這塊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為謀生計，父親在西安創辦“秦隴實業公司”，自任經理。
　　
　　小時候，我對父親和母親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間，不甚理解，長大后才知道，那時候北京已經淪陷。父母為了不讓《平復帖》那樣的國寶級字畫出任何意外，將它們偷偷縫在被子里，一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來到西安。
　　
　　直到日本投降，他們才重回北京安定下來。
　　
　　為勸說傅作義，忍痛割愛送蠟梅
　　
　　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企圖將一切有地位、有影響、有才學的人都拉到臺灣，自然也打起了父親的主意，他們不時派人到家里游說，都被父親斷然拒絕。此時的北平城內，已經可以聽到解放軍的炮聲，父親坐臥不寧，他不只是擔心個人的安危，更為千年古都隨處可見的文物而憂慮。
　　
　　他遂以昔日聞名的貴公子、文物鑒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動，積極促進北平的和平解放。
　　
　　當時民盟成員不時在我家開會，討論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戰火劫難。父親與西北軍人素有淵源，身為西北軍人的傅作義將軍也知道父親是個正直的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就攛掇父親去勸傅將軍，千萬不能開戰。父親與鄧寶珊將軍和侯少自將軍（傅作義的高級顧問）一直是好朋友，他們仨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勸說傅作義將軍勿起干戈，以保護北平的百姓和文物、古建筑。為了勸說傅作義，父親還忍痛割愛，將家里兩盆最大的蠟梅送到了傅府。
　　
　　一方面國共談判在反復進行著，一方面朋友也在勸說著。傅作義權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決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親是有功的，可是，父親極少與家人談及此事。有老友勸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說：“我還是畫我的畫，我不要官，也不要錢。”
　　
　　被打成“右派”
　　
　　1949年以后，父親收藏文物的熱情絲毫未減。但是，此時的文物市場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光是有錢還遠遠不夠，地位和權勢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一次，父親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父親，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于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職務，無權無錢，皆為虛職。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持久的生活之需，母親有些猶豫。父親見母親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母親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來。最后，母親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父親這才翻身爬起。
　　
　　1956年，我們全家遷到后海南沿的一個小院落，這是父親最后的一點不動產。
　　
　　這一年，父母將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以及黃庭堅的《諸上座帖》等8幅書法，無償捐給了國家。這8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書畫，至今仍是故宮博物院最頂尖的國寶。
　　
　　國家給了他3萬元獎金，父親堅持不收，說是無償捐獻，不能拿錢，怕沾上“賣畫”之嫌。
　　
　　后經鄭振鐸一再勸說，告訴他這不是賣畫款，只是對他這種行為的一種獎勵，父親才把錢收了下來，并拿去買了公債。
　　
　　萬萬想不到的是，父親捐獻國寶不到一年，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頭上。
　　
　　被扣8頂帽子，遭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父親又將三國時魏國敦煌太守倉慈寫經、元明清諸家繪畫等多件文物上交國家，他以這樣的行動證明自己對國家的摯愛。然而，1966年“文革”批斗大會上，父親仍在“牛鬼蛇神”之列。
　　
　　此時的父親和母親盡管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詞、作畫。父親這時最喜歡畫蠟梅。母親也由畫大幅山水改畫小幅花卉。母親作畫，父親題詩，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來，他們把這些畫裝訂成一本花卉畫冊，可惜，在被抄家時散失了。他們為此傷心不已。
　　
　　不久，災難又一次降臨到父親的頭上。
　　
　　他的一首詞被認為攻擊了江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被定罪為“現行反革命”。新賬老賬一起算，父親以“歷史反革命”“資本家”“反動文人”等8頂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親和父親一起被關押在地下室。沒人知道兩位老人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他們似乎也不愿意多談。父親在地下室里蹲了近兩年，這兩年里，他沒見到過一張熟悉的面孔，沒走出過那間不過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直到1970年1月結束關押，父母親才回到家中。
　　
　　1978年，戴在父親頭上的“現行反革命”的“鐵冠”終于被徹底摘了下來。他很慶幸，自己活了過來。
　　
　　父親說：“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也在所難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為什么不許別人錯送我一頂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