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77。9%的受訪者痛感在當下社會做好人的成本高。做好人的成本具體體現在哪兒？71。0%的人表示會被懷疑動機不純；62。4%的人認為是得不到鼓勵還要付出代價，心理不平衡；50。6%的人認為會被嘲笑，被認為太傻；31。3%的人感覺做好人經常感到孤獨，陷入自我懷疑。
　　
　　從綿延多年的熟人社會走進各行其是的陌生人社會，充滿陌生人的關系網上，結滿了契約失守、不相信陌生人、好人吃虧的“果子”。市場經濟在成長，而“好人有好報”的樸素道德觀卻在被撕裂。當契約精神沒能在陌生人集結的過程中盎然生長，本該薪火相傳的社會互信感，便只能在契約、道德失守中灰飛煙滅。這種情境下，人們不僅在交往過程中需要付出更多社交成本，甚至想做一個好人，也要付出巨大代價。如此境況，不禁讓人哀嘆：“做一個好人好難。”
　　
　　好人難做的背后，或許正是普通人難以背負的代價，它不僅來自“很傻很天真”的道德嘲諷，也有“動機不純”的人格懷疑，更有可能遭遇身體重創、付出血的代價，甚至遭遇“按社會情理推定”的司法判定的無妄之災。無數成本層層加碼，最終成了壓垮駱駝的千鈞稻草。
　　
　　如果你足夠細心，也許就會有所意識，當做好人必然付出成本時，人心與道德也必然隨之結冰。那么多人對匍匐在地的老者視而不見，那么多人對痛苦呻吟的孩童見死不救，甚至有孩子欲扶助，多數家長也是橫加阻攔。公眾道德之所以斯文掃地，正是因為人們心里撥弄著一把計算成本的算盤。這成本，不僅讓好人陷入了過度沉默，也讓更多遭遇困境的人，深陷算計泥淖，難以自拔。
　　
　　這些年來，面對道德困境，人們一次次疾呼“救救冷漠的自己”，“拯救日漸消失的惻隱之心”，其實就是因為做好人必須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讓每一個試圖做好人的人，幾乎陷入了過度沉默。馬丁·路德·金曾說：“歷史在記錄這個社會轉型期時發現，最大的悲哀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
　　
　　好人的過度沉默確實是社會的莫大悲哀，但要讓好人都站出來，就必須稀釋做好人的成本，消解做好人的風險，給予做好人的勇氣。其中，公共部門怎樣從契約、法治等多角度建構一種社會公信機制，怎樣為好人好事打造一種周到、細致的保護措施，怎樣在陌生人社會建立一種互信的公共秩序，重建社會的道德價值，也許是從公共空間的維度為好人找尋出口的方式。
　　
　　對每個人而言，當成本一次次被重提的時候，卻也不要忘了愛與善的要義。做好人需要付出愛與善，而愛，本就需要擔當的勇氣。在這樣一個陌生人社會，付出愛，做一個好人，尤其是不沉默的好人，多么困難，卻又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