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站的站臺真是一個容易出戲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首歌就叫《站臺》，好像是那個沒什么大出息的孫國慶唱的吧？鬧哄哄的，沒有唱出感覺。聽說有那么點小意思的“地下導演”賈樟柯也拍了個名叫《站臺》的電影，拍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因為還沒有看到。這些年來，我來自生活的對于站臺的記憶竟是因為兒子在某個年齡段的特殊癖好。
　　
　　在他三到五歲的那兩年中我有時要應他的要求到火車站去，目的是看火車。那兩年中我的親戚朋友一定都覺得我忽然變得過于熱情了，只要他們有坐火車去外地出差或旅游的機會，我都會在電話中主動而又堅決地提出要到火車站送對方，不論對方如何表示沒有這必要，也最終會在火車站的進站口看到我帶著兒子來送他們了。有時候沒有這樣的機會，但兒子要看火車的那個癮強烈發作的時候，我也會帶他去，以接人的名義買一張站臺票，就那么進去了。花一塊錢讓兒子看一次大火車，看著他面對轟隆隆的進站火車歡呼蹦跳的場景，我就覺得我花點時間這么看似無聊地來一趟是很值的。
　　
　　有意思的是：我帶著兒子看火車時還真接著過人。因為兒子要一個站臺一個站臺的瞎跑，以播音員的播報內容為行動指南。那一次在某次火車停靠的站臺上就真的接著了我的一個朋友，他滿面微笑地從火車上下來說：“干嘛來了？”我也笑著說：“接你呀！”他真信了，只是有點納悶：“你怎么知道我坐這趟車？”我這才跟他解釋，并介紹我兒子和他認識。
　　
　　還有一次更好玩的，我帶著兒子去時正趕上一幫畢業的大學生在站臺上相送，我估計是一所工科大學的，因為男生要比女生多得多，站臺上的場面極其煽情，一大幫男生沖著一個已經坐在某個車窗前的女生高唱《送戰友》，他們自己唱得涕泗交流不說，還把那女生唱得淚水漣漣。好歹我在當年也經歷過那個場面，一下便看出站在最前面唱得最賣力的那個男生一定是個愛而不能得其所愛者。大概是受了這個場面的感染，我兒子也朝那女生揮起了小手，那女生對那男生說：“這孩子好可愛啊！”那男生就一把抱起我兒子舉到她的窗前，那女生親著我兒子的小臉，自言自語似的說了句《小芳》的歌詞：“謝謝你給我的愛！”
　　
　　愛情榜樣
　　
　　在我自小長大的那個家屬院里，尤叔叔屬于后來的，他還帶來了她的老婆常阿姨，他們一起從外地調進了父母所在的研究所。
　　
　　尤叔叔來了之后是在這個研究所的器材室工作，他給我們這些孩子的最初印象真是好極了，每周他會安排一個晚上的時間在單位食堂給大家放錄像。那是80年代初，一些港臺的武打片、言情片剛剛傳進來，每每看得我們這些孩子蕩氣回腸、浮想聯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叫唐龍的武打明星主演的一部電影，因為里面有一個半裸鏡頭：黑幫來到了男主人公的家，他不在，他們就開始糟蹋他的女友，他們把她抬到一張大桌子上，一個被男主人公打得斷了一只胳膊的大胡子先上來，一把撕開了她胸前的襯衣，雪白的乳房露了出來……下面是一組表現輪奸的鏡頭，被尤叔叔摁了一個快進。當時我十五、六歲，這個鏡頭長久地刺激著我，揮之不去。
　　
　　不久以后，來了一輛警車——那個時候還是那種解放牌的綠色吉普，停在研究所的大門口，車上下來兩個公安，把尤叔叔帶走了。那天我上學去了，不在現場。事后聽大人小孩說起的，說帶走的時候沒帶手銬，說帶走的罪名是私自組織群眾觀看黃色錄像，說是哪家大人出于對孩子的保護之心偷偷告到派出所的。也許是因為尤叔叔初來乍到的緣故，單位讓人把他帶走了就沒怎么管，現在看來這純系“冤假錯案”。按現在的標準，那些錄像帶怎么說也不能算是黃色，可在當時正趕上“嚴打”，尤叔叔說判也就判了啊！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還是他的老婆救了他。據說常阿姨一連三天，每個白天都跑到派出所去，誰也不找，獨自一人就跪在院子里，跟上班似的。最后終于感動了那個派出所所長。三天之后，尤叔叔被放回了家。據說那個所長后來成了他們家的好朋友，他說尤叔叔娶了天下最好的老婆，那個女人值得天下的男人尊敬。
　　
　　高中時我有一天放學回家后，母親笑吟吟地對我說：“尤叔叔要給你介紹對象呢！是你們班一個姓雷的女生。”我倒吸一口涼氣，因為那時我已和雷接觸上了。雷告訴我，尤叔叔是他父母的大學同學，同樣的玩笑也和她父母開過了，說的還就是我。雷告訴我，尤叔叔上大學時真是多才多藝，要不他怎么會把當時的“校花”常阿姨娶到手。后來我們說起常阿姨跪求派出所的事兒，雷借機抒情：“我們也會像他們那么好的。”
　　
　　回老家
　　
　　春節前給在本市的幾個朋友打了一圈電話，主要是看看有無在春節期間聚一下的可能。打給年齡最大的一位兄長，接電話的是他的妻子，說了一句我已耳熟能詳的話：“他回老家去了。”當時我對著電話忍不住嘟囔了一句：“怎么又回老家了！”
　　
　　我做如此反應是很正常的，我記得年年春節大家聚的時候都沒有他，因為年年春節他都要回老家過年，這是一位特別愛回老家的人，不光春節，平時一得空也要往老家跑。所以，在大學里做教授的他把寒暑假是捐給老家了，把五一、十一這些長假也捐給老家了。我還注意到，除了這些節假日，他平時回老家的時候都有些耐人尋味的理由。
　　
　　三年前的春天我們倆一起去北京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那次帶有“世紀總結”意思的學術會議被開成了一個吵架會，與會者自然分成了兩派，有失斯文的一通惡吵。我們共同的對立一方中的人，對我而言，幾乎全都是頭一回見面，吵了也就吵了，我還甚覺痛快！對他則不一樣了，那里面幾乎全都是他的舊友，當面朝他破口大罵使他十分痛苦。開會回來，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還興沖沖地想和他聊點會上的事，接電話的是他的妻子，說：“他回老家了！”——心情不悅就回老家，是這樣的。
　　
　　去年的一個夏夜，我的這位老兄在讀書時突然出現了短暫的失明，恢復之后眼球有酸澀和脹疼之感，查來查去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從另一朋友初得知這一情況后立馬打電話給他，接電話的仍是他的妻子，說：“他回老家了！”——身體不好就回家，是這樣的。
　　
　　更有意思的是以上兩次回老家后他最終回來的情景：頭一次是心情好轉，情緒亢奮地投入到會后的“筆戰”中去了；第二次是眼睛不再酸疼，摩拳擦掌地聲稱“要搞個大東西出來”。“老家”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啊？何以有著如此神奇的力量？他曾深情地談起過他的“老家”：“山青水秀，人杰地靈”——讓我頗覺失望。
　　
　　可我的“老家”呢？——前年夏天我在闊別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成都老家，發現一個親人都沒有了，連我兒時的保姆李婆婆也已成了天上人，出租經過一個醫院門前時，我對身邊的一個朋友說：“我就是在這兒出生的。”他毫不在意地“哦”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