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逝世，似乎全世界的文明人士都在哀悼，惟有一批華人在分析、謾罵，在嘲笑。人們這么做，有他們的理由：第一，曼德拉殺過人，曾經是一個在列的恐怖分子；第二，南非的民主制度至今不健全；第三，南非的經濟搞得很差。
　　
　　當這么三點理由擺在這里，人們的確有足夠的信心拆掉曼德拉的光環。
　　
　　最醒目的文章，是海外華人作家曹長青的雄文：《曼德拉絕不是英雄》。表面看上去，曹先生陳列了曼德拉的四大遺產，第一個遺產：經濟一團糟。第二個遺產：社會治安惡化，艾滋病和強奸率全球第一。第三個遺產，“黑白和解”只是表象。第四個遺產：南非成為支持獨裁者的大本營。
　　
　　顯然，曹先生說出的不是遺產，乃是曼德拉的四宗罪。當曹先生的文章甫一出臺，華人讀者圈子里那是紛紛叫好，尤其是在天朝內部，一批平時熱血呼喚民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讀書人，仿佛突然遇到了知音，硬是把曹長青當成了他們此時此刻的代言人。
　　
　　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曹長青先生是一個逮誰罵誰的牛逼人物，印象中，他罵過北島，說他詩歌很爛，巴結諾貝爾文學獎的一批評委，人生以獲獎為目的。罵過桑蘭，說她是個騙子。罵過劉結巴，說他討好體制，說什么“我沒有敵人”，純粹裝逼，不配拿到炸藥獎。不要以為曹先生只罵這些邊緣人，事實上他罵起某組織，更是咬牙切齒，恨不得挖人祖墳。估計曹先生如果要回到故里游走一次，怕的是拿不到簽證。現在曼德拉去世了，曹先生當然是要開罵的，不然不能顯示出他高邁的視野。想來想去，華人圈子里能夠與曹先生同時站在領獎臺上的罵手，恐怕只有臺灣的李敖。不過相比曹長青，李敖恐怕屬于斯文一派，不得不屈居第二了。
　　
　　曹長青先生姑且不論，我們看看秦暉老師的文章《彩虹的啟示》。
　　
　　“2008年那次騷亂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對外籍勞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國黑人貧民，種族隔離時代他們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韋托，白人的約翰內斯堡是不許他們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勝利他們剛剛取得了不被驅逐的權利，如今他們卻要驅逐比自己更弱勢的外籍黑人勞工。這次成為騷亂中心的約翰內斯堡市亞歷山大地區，幾十年前就曾經發生過南非本國黑人貧民的‘違章建筑’被白人當局搗毀導致舉世震驚的大事件。換言之，那些如今野蠻地驅逐別人的人，當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驅逐的對象。這說明了完全平等說來容易做來難。許多人抱怨強者對自己的不平等，卻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秦暉先生是一個思維縝密的老師，他當然不至于就此認為南非民主化轉型失敗，認為曼德拉失敗。但是很不幸，秦暉老師沿用了很多人的思維方式，只要論及曼德拉和南非，就會對著這里的經濟、這里的民主和這里揮之不去的黑人素質挑三揀四，仿佛民主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人性的幽暗命題；仿佛曼德拉如果不推動南非的民主化轉型，這個國家也壞不到哪里去，當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仿佛那些直到今天還在拒絕民主化轉型的國家，那些獨裁到底的國家，只要經濟好轉了，大概也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人們看到了，民主化后的南非，也不過如此。
　　
　　我完全沒有看低秦暉老師文章的意思，事實上我看懂了秦先生的深意，他思考的是民主的復雜性，現代化轉型的復雜性。一個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并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天堂建設，天堂從來不在地上，民主只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設計。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說，到目前為止，民主化是避免大規模饑荒蔓延的惟一辦法。他通過嚴密的數據整理與分析，發現自從印度民主化轉型以來，過去那種餓死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的悲劇，再也沒有在印度發生過，今天印度的遺憾，已經不再是人口被活活餓死，而是人口的營養不良。
　　
　　遺憾的是，即使是秦暉的文章，在華人讀者圈子里也經常被誤讀，被當成攻擊曼德拉和南非的檄文。一些激昂又宏大的情緒在蔓延，以至于全球那么多人懷念曼德拉，中國人卻在這里忍不住鄙夷的表情。
　　
　　問題到底在哪里呢？
　　
　　或許是華人多年以來形成的宏大敘事思維定勢有問題。比如歐美人欣賞曼德拉，更多是欽佩他的生命的轉型，欽佩他的個人生命的重生。很多中國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重生，也意識不到在曼德拉一個人的生命范圍之內，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民主水平和經濟建設。今天的南非，民主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經濟水平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人們卻遠赴萬里去參加曼德拉的追悼會，其理由就是一種個體生命層面的感嘆。
　　
　　通常意義上，他們都有一種個體意義上的反思的生活，懺悔的生活，深深知道曼德拉一生的艱難，這種個體生命建設的艱難，遠遠大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和民主轉型。比如奧巴馬在曼德拉追悼會演講的時候就說，“基于愛而不是恨來做決定，永遠不要低估一個人所能帶來的變化”，奧巴馬強調的是一個人的生命的變化的重要性，比如他還說，“你通過重生、和解和堅毅樹立的榜樣，給了我們力量”，奧巴馬把“重生”這樣奇怪的詞語放在了曼德拉的品質的最前面。
　　
　　什么是“重生”呢？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難道要再走進母親的子宮里面，被母親生出來嗎？當古典而又聰明的尼哥蒂姆把這樣的難題交給耶穌，耶穌是這樣回答的：“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圣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你們必須重生！不要以為稀奇，風隨著意思吹，你聽得見風的響聲，卻不知道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凡是從圣靈生的，也是如此”。
　　
　　是不是越說越復雜，越說越神秘？個體生命的復雜性，遠遠勝過民主的復雜性；人性的幽暗，遠遠勝過國家的幽暗；個體不重生，國家又如何重生呢？
　　
　　胡適說，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可是當曼德拉這樣一個基本完成了個體生命重建的人物來到我們面前，我們這些胡適的門生，卻又認為個體建設不重要了，轉而關心那些更加宏大的事情，這到底是曼德拉錯了，還是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人，多年以來一點進步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