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為這件事難過，我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個人，我卻欠了他一個稱謂——一個本應是至親的稱謂。
　　
　　他是我的繼父，我是在６歲那年擁有這個父親的。擁有這個父親之后，我便被寄養到了３０公里以外的外祖母家。不是他多嫌我這個女兒，而是我這個女兒實在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排斥他，反正就是不能容忍和他在一個房檐下過活。就這樣，我寧肯被每日思念母親的痛苦折磨著，也要執意住到外祖母家。長久的不相見，使我和我的父親越發地生分起來。有時他來探望我的外祖母，我放學回家瞄見了他支在院子里的自行車，便悄悄溜掉，跑到艷芝家，直到外祖母找來，才不得不跟著她回家去。
　　
　　讀初中的時候，我性情暴烈的舅舅因為一件小事得罪了某大隊干部，那個大隊干部因此給了舅舅許多苦頭吃。家里人都以為這事以舅舅的遭報復而告完結了，誰知道竟波及到了我的升學。那時候初中升高中是要大隊干部“推薦”上——雖然我成績不錯。
　　
　　我早就厭煩上學，這下好了，我終于可以在家自在地待著了。我一趟趟地往外祖母的小村跑，那段時間，院子里總支著他的自行車。他找了許多關系，被人拒絕，遭人奚落，但他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輾轉找到了我母親早年的一個同事，拎著掛面和雞蛋登門拜望人家，結果，人家收下了掛面和雞蛋，卻忘了收下我這個學生。
　　
　　就在心被戳痛的那天晚上，我的父親哭了。我沒有看見那一幕。我照例到艷芝家去玩了，照例玩到困倦了也不愿意回家。后來我聽外祖母講，就在我玩得不愿意回家的時候，我的父親為了我沒有學上哭了。揣想著他摘掉深度近視眼鏡擦眼淚的樣子，不懂事的我，竟以為那是件有趣的事情。
　　
　　他又設法托人找關系，終于我被耿莊中學收留了。那所學校距離外祖母家有１０公里遠，來回騎車十分辛苦。放學回家，把書包一丟，我便開始向外祖父大撒怨氣。外祖父連聲嘆氣，說：“不去了！明兒咱不去了！”
　　
　　我在耿莊中學讀了一個月的書，就轉學到了父母所在的縣城中學。后來我才知道，父親把我安排到耿莊中學去讀書，采取的是“曲線救國”的方法，先讓我在那里取得學籍，然后再順理成章地轉到處理比較規范的縣中去讀書。
　　
　　父親的家境很貧寒，他一度做過染布的差事，記憶中他的手上總漬著藍綠顏色。就是那樣一雙手，卻總是變魔術般變出一些鋼蹦兒和破舊的毛票，遞給我滿足我吃零嘴的嗜好。
　　
　　１９７８年我高中畢業，那是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我自然報了名，要參加高考。
　　
　　邁進考場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那天，我的同學改子來找我，擼起袖子說：“看，手表。我爸給我借的，考試的時候戴著它好掌握時間。”
　　
　　我沒有說話。雖說我也特別希望父母能給我借塊手表，但我努力說服了自己，沒向父母提這事。
　　
　　高考的前一天，父親那善于變魔術的手居然給我變出了一塊手表！
　　
　　那手表不是借來的，是父親去石家莊給我買來的。那是一塊海獅牌手表。我一輩子都忘不掉手表上那個海獅頂球的圖標。那塊手表的價格，對于我們這個貧寒的家庭來說無疑是天價，但那天價的手表，卻真的被父親買回來了啊！
　　
　　我拿著那塊手表，嘗試著將它戴到腕子上，黯淡的房間，黯淡的光線，只有我手上的手表是明晃晃的。我的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團團圍住我，要看著我把那塊明晃晃的手表戴到腕子上。那一刻，處在這個儀式中央的我，突然想放聲大哭……
　　
　　我戴著那塊海獅牌手表，走過了高考，走進了大學校園，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遠離父母的一座北方城市里，我做了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
　　
　　成家后的第二年，我的孩子就急迫地來到世界報到了。
　　
　　父母來看我，看到要強的我被忙亂包圍著，連口熱乎的飯菜都很難吃上，我的母親當場就掉了淚……
　　
　　時隔不久，父親去廣州出差，一眼就相中了那種剛剛面市的電飯煲。他毅然花錢買了下來，背著它跑了大半個中國，又親手教我煮好了一鍋米飯，這才放心地笑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會對父親開口叫一聲“爸”，但在我心中，我一直熟稔地使用著這個稱謂。
　　
　　父親一天天老去，我一天天惶恐地意識到無論我怎樣努力都難以報答他對我的恩情。父親給我的愛，清醒而又綿密。他為我計劃很長遠，卻又不曾忽略我最實際的需求。我不知道親生的父親又能在那愛上附加些怎樣的成分。
　　
　　我在意這樣的時刻——撥通家里的電話，告訴父親說我又和一家出版社簽訂了出書合同，我愿意詳細地向他老人家匯報我新書的字數、印數、版稅、出版社、出版日期、責任編輯等繁雜瑣碎的信息，我愿意聽到父親欣慰的笑聲，我愿意聽到父親溫和的提醒；每當看到我的學生和他們的繼父、繼母發生抵牾，我都心如刀割，我甚至顧不上掩藏自家又酸又澀的隱私，把掛面雞蛋的故事、鋼蹦兒毛票的故事、海獅手表的故事和電飯煲的故事一股腦地講給別人聽。
　　
　　我已明白，人，要為愛自己的人，好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