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通常把疫情的發生，歸結為不順應天道，而造成了天對人類和眾生的懲罰。其防控措施由設醮、紙船送瘟神等民俗，演變到對公共衛生防治的重視。
　　
　　史料記載，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鑒于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另載，吳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興府，當地“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郁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
　　
　　諸多典籍表明，防控疫情的最好辦法，就是隔離。對染疫者的隔離控制觀察，從秦代就已開始，以后歷代都有所改進和發展。
　　
　　《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則已成為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而西晉（約公元3世紀）以前的宮廷里已明文規定：如果朝廷官員家中有三人同樣染上疫病，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官員無病，但一百日不準入官。可是，這種隔離方法推行起來并非一帆風順，卻被當時有人譏諷為“不仁”，不響應，致使疫情不斷蔓延。但絕大多數采取隔離的人，卻安然無恙了。到了隋代（公元5～6世紀）已設置了“癘人坊”。在這個基礎上，以后歷代對傳染病隔離制度不斷做了修正補充。如清朝曾設“查痘章京”一官職，他的職責是到各地去檢查有無天花病人，一經發現，即強行將病人遷往很遠的地方居住。以后又制定了海港檢疫制度。漸漸地，傳染病的隔離場所越來越完備。
　　
　　當然，聰明的古人，在隔離的過程中，并非消極對抗疫情，而是采取熏蒸辦法。
　　
　　由于古代人沒有口罩，就靠熏蒸和香囊保護自己的眼耳鼻口及皮膚，以免受到疫菌感染。其方法很簡單，宅在家里，采取中藥熏蒸，人人佩戴中藥香囊，以傳統防疫的古方和茶飲，達到解熱消毒的效果。
　　
　　蘇軾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是：“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
　　
　　古往今來，疫情的傳播和蔓延，與大量的人口流動有關。《宋史·五行志》記載，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同時，還將疾疫傳染給了江南民眾，是歲，浙之饑民疫死者尤眾。正是人口的大量流動，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
　　
　　對此，古人提倡，順應節氣。先秦典籍《禮記·月令》講：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曹植在《說疫氣》一文講，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原因在于“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因而，先民們非常重視順應節氣，一旦違背自然的法則，就會遭報應。
　　
　　智慧的祖先，針對頻發的疫情，徹底擺脫了封建意識，逐漸認識到疾疫發生與公共衛生有關，從而高度重視公共衛生事件，并派遣醫生巡診及無償施藥。最早的巡診制度見于先秦時期，《周禮·地官》中有司救一職，其職責就是：“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舉被視為中國古代巡診制度的濫觴。《后漢書·光武紀》載：光武帝時，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巡行疾病”。到了宋代，對疾疫的治療上升為朝廷大計。每當疾疫流行，宋廷多詔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此外，地方上一旦發生疾疫，各地官員也多方施措，極力救治，廣為施醫散藥。
　　
　　從古人的防疫舉措中，更能汲取智慧：那就是要順應天道，如果不珍惜宇宙生靈，禍害就會悄然降臨。特別是，當祖先極力倡導的“道法自然”扛不住人類的貪婪和口腹之欲，忘記自然法則時，那個承載惡魔的“潘多拉盒子”就會自動打開，惡魔會跳出來，瘋狂追殺眾生……
　　
　　但是，汲取智慧的人們，會引以為戒，痛定思痛，逃離疫病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