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歷來講究師道。《禮記·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韓愈更是一針見血地指明：“師之所厚，道之所存。”中國的藝術史，很大程度上講就是師承衍化史、尊師重道史。
　　
　　蔣天樞是陳寅恪先生早年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的學生。1949年以后，十余年間師生二人只見過兩次面。1964年，病栩之上的陳寅恪已經預感到自己體力不支、大限將至，此時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的著作。當年，自己的好友王國維投湖自沉前曾寫下遺書將生前書籍托自己處理。如今，自己又能托付于誰呢？思來想去，陳寅恪覺得唯有與他晚年只有兩面之緣的蔣天樞可以當此大任。于是，病榻之上的陳寅恪將自己的著作全權授于蔣天樞整理出版。如果說陳寅恪是中國文化的托命人，那么蔣天樞則是陳寅恪的托命人。對于老師的這一“性命之托”，蔣天樞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擔起這副重擔。于是，在從老師手中接過著作的那一刻起，蔣天樞就決定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全身心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編輯恩師陳寅恪的著作。事實證明，蔣天樞的確沒有辜負老師的重托。他集十余年之功，終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萬言的《陳寅恪文集》。此外，他還編撰出版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公垂學林。后業，承擔該書出版任務的古籍出版社事后拿出1000多元稿費作為對蔣天樞勞動的報酬。當時蔣天樞的工資是每月200元。1000多元相當于近半年的收入。但是對于這筆當時已經算是巨額的稿費，蔣天樞是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理由是：學生替老師編書，怎能收錢？
　　
　　有道是薪火相傳。蔣天樞嚴守師道、恪守師禮的這種精神傳統在他的弟子章培恒身上同樣得到了很好的傳承。章培恒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名教授，著名的文學史家。當年他做蔣天樞的弟子時不僅從老師那學到了做學問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領略了老師關于“尊師”的教誨。他曾聽人說起，當年自己的老師蔣天樞有一天去拜訪老師陳寅恪。當時陳寅恪已經目盲，生活全仗夫人照顧。那天碰巧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蔣天樞。而陳寅恪只顧自己徑直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床邊聽著，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要知道那時蔣天樞也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老師尊師重道的這種精神深深地影響了他。許多年后他終于也像他的老師一樣上演了一出尊師的佳話。一天，他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上辦完事后照例送老師回家。不料，途中下了場大雨，車到老師所住的宿舍門口時，遍地積水，蔣先生腳上穿的卻是家常的布鞋。于是，章培恒提出要背蔣天樞全然不考慮自己也已近年花甲。對于學生的這一舉動，蔣天樞是堅持拒絕。于是便出現了這樣感人的一幕：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灑脫地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恒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黑夜里穿著一雙白襪踩著雨水跟在老師的身后。
　　
　　陳寅恪在《論韓愈》文中曾說過：“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這表明師承是學術進步的一個階梯。有無師承，師承何人，往往成為學人能否成才的一個關鍵。中國學問的一大特征就是，師生之間不僅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生命人格的影響。從陳寅恪到蔣天樞，從蔣天樞到章培恒這固然有師承上的一脈相襲，但更重要的是章顯了師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