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老周給我講過這樣一件離奇古怪的事，這件事雖然不合常理，讓人難以置信，可老周一臉嚴肅的表情，卻也讓人不得不信。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三線”建設火熱，每個村都被抽去一些好勞動力到“三線”當民工。老周剛從部隊復員時間不長，正趕上“三線”抽人，大隊就給了他一個名額。當時農民出去當民工也都爭著去，好歹能混到幾個饅頭吃。老周在部隊當過連部的文書，又是高中畢業，在民工中也算是“秀才”了，因此被“三線”團指揮部選去當文書兼宣傳員。團指揮部有架照相機，他在部隊學過照相和沖洗，這部照相機就他會擺弄。時常有本大隊、本公社，乃至本縣的老鄉求他給照張相，他不能駁老鄉的面子，因此也混了個好人緣兒。
　　
　　這天，團指揮部食堂那位十五六歲的小男孩，紅著臉，悄悄求他給照張相，好給奶奶寄回去，讓奶奶高興一下。他的父母、爺爺都離開了人世，家里只有他和奶奶相依為命。大隊為照顧他就和“三線”招民工的通融，讓他出來當民工，也混口飯吃。老周也很同情這個命運多舛的小男孩，就痛快地答應了，說著就走出室外，上山找了個背景，“咔嚓”就給小男孩照了一張。
　　
　　可是相片洗出來一看，老周嚇得“啊”的一聲把照片扔在地上，撒腿就跑出了自己的辦公室。他失魂落魄地把這件恐怖的事情說給了團指揮部的劉指揮。劉指揮笑著說：“這怎么可能，是你看花眼了吧？走，我跟你去看看。”
　　
　　那時的老周還是小周，他領著劉指揮來到自己的辦公室，老周不敢直視地指指地上的照片。劉指揮向前邁了一步，剛想蹲下身子拾地上的照片，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兩步，倒吸了一口冷氣。原來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子在一棵老桑樹上吊著，麻繩看得清清楚楚，女子梳著兩條過肩的麻花辮，上身穿一件深色底白花的外褂，下身是一條深色的褲子，因是黑白照片，看不出具體顏色。女子的雙腳被一個土堆擋著，眼睛瞪著，極其恐怖。劉指揮畢竟是50多歲的人了，老成得多，他鎮定了一下，拾起照片扣在辦公桌上說：“小周你也真是的，照相機對著個吊死鬼都沒發現？還照？”
　　
　　老周說：“不是呀。”他把食堂的男孩求他照張相的事說了一遍，并強調就是這張，可是洗出來，就變成了吊死鬼照片。劉指揮聽后，欷歔良久，說：“吊死鬼搶鏡頭？這里邊肯定有冤情。此事你知我知，不要聲張，先向當地公安部門報告一下，這件事說不定與咱‘三線’民工有關聯，要不為什么到你這兒搶鏡頭呢？”
　　
　　果然不出劉指揮所料，時間不長，就有一位老婦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來到“三線”指揮部，老婦人說是來找女兒秦玉清的。女兒一個月前就來“三線”工地找未婚夫，她的未婚夫是他們縣石灣村第五生產隊的王文良。
　　
　　老周說：“大娘，既然您的女兒來找王文良，那么您先找到王文良，不就找到您的女兒了嗎？”
　　
　　老婦人委屈地說：“我們已經找過王文良了，可他說我女兒沒來找過他，再問他還沒好言語了，真是個活牲口！我的閨女十有八九是被這小子給害了！”說著老人就哭了。
　　
　　老周勸解說：“大娘，您先別著急，慢慢說，把您的女兒來時穿的是啥樣衣服，什么樣的發型給我文案，說不定民工中有誰看見過呢。”
　　
　　老婦人說：“我閨女從家出來之前，不知是怎么了，愁眉苦臉的，跟丟了魂似的。那天她跟我說去‘三線’找王文良有事，我問她啥事她不說。她出來時穿的是藍底白花上衣，草綠色的褲子，塑料底的黑布鞋。”
　　
　　老周聽了驚訝萬分，脫口就問：“是不是梳兩條剛搭肩膀的短辮子？”
　　
　　“是啊！你見過她？”老婦人有些驚喜地問。老周趕緊掩飾說：“不，不，我沒見過，是我猜想的，我也是民工，農村姑娘大多數都是這樣打扮的。”
　　
　　老婦人的目光又暗淡了下來。老周安慰說：“大娘，您別急，我去叫人，把你們住處安排下來，然后按您說的樣子，讓各連隊打聽一下，再找那個王文良了解一下，我想您的女兒會有下落的。好了，我這就去安排。”
　　
　　老周從辦公室出來，直接去找劉指揮，把詳細情況向劉指揮作了匯報。劉指揮也是驚訝不已。照片上的人與老婦人說的完全一致，可以斷定，死者就是老婦人的女兒秦玉清。劉指揮說：“根據情況，死者的尸體可能就在附近,現在需要找到照片上的背景地,特別是那棵老桑樹。”老周接過話茬說：“不讓聲張,咱們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兒去找呀？”
　　
　　劉指揮說：“這好辦,你把附近大隊的革委會主任一個一個地給我請來,讓他們認背景地。”
　　
　　還別說,這招還真管用,第一個大隊革委會主任一看照片嚇了一激靈,然后仔細辨認后說：“這是你們指揮部后面的一條小溝,名叫桑樹溝,因溝窄坡陡,一年到頭也沒人去,這吊死的人我不認識,不是我們本地的。”
　　
　　劉指揮對這位大隊革委會主任說：“你找幾個社員,咱們到現場去看看。”大隊革委會主任說：“在我們大隊境地發生的案子,我們有責任調查清楚,你們等著,我去找人。”
　　
　　時間不長,大隊革委會主任就帶幾個社員到了。他們來到桑樹溝一看,桑樹在,可沒有吊著人,來到桑樹下,發現樹下有活土,因為是春天,其他地方的蒿草長老高了,就這堆新土的蒿草與周圍不一樣,都說這土堆肯定有問題。劉指揮和大隊革委會主任一商議,決定立即報給公安局。公安局行動迅速,時間不長就派來刑偵科長和幾名民警,也從大隊找幾名社員協助,扒開桑樹下的新土,沒有費多大勁兒,就挖出了照片上女人的尸體。因為離立夏還有一段時日,尸體還沒有腐爛,繩子還在脖子上套著。民警從死者的衣服里搜出幾十塊錢和一封信,信是王文良寫給某縣石灣村第八生產隊秦玉清的,信的主要內容是要和秦玉清解除婚約。涉及的兩個名字和老太太說的完全吻合。
　　
　　被逮捕的民工王文良在人證物證面前,無可辯駁,如實交待了犯罪經過。原來他來到“三線”工地時間不長,就與外縣的一個女民工勾搭上了。可王文良在家已有未婚妻了,他思來想去就寫了一封向秦玉清提出解除婚約的信。秦玉清哪受得了這種打擊,只身來到“三線”工地,找到王文良說：“我已經懷上了你的骨肉,不能解除婚約！”可那個女民工也聲稱自己懷了孕,互不相讓。王文良在兩難的情況下,心中滋生了罪惡的念頭。他悄悄地掖上了打背包的繩子,說找個僻靜的地方與秦玉清好好談談。這樣,王文良就帶著秦玉清來到桑樹溝下,因為他與那個女民工談情說愛時鉆過這個山溝,所以,他把罪惡實施地也選擇在這里。他們坐了下來,王文良沉下臉來說：“我明著告訴你,我們的婚事至此結束,我愛上她了,你懷的孩子說不定是誰的呢,少往我身上貼。”
　　
　　秦玉清聽了王文良喪失人性的話,氣得涕淚交加,上去就打了王文良一個嘴巴,二人就廝打了起來。這正是王文良要的效果。廝打中,王文良摸出背包繩套在秦玉清的脖子上,用盡全力去勒,不一會兒秦玉清就不動了。他見秦玉清已死,就背上尸體攀爬著來到他熟悉的老桑樹下,把死者的尸體掛在樹杈上,做了個自殺身亡的假象。可他回到工棚躺在鋪上思量,覺得也不妥,時間一長,尸體腐爛,引去狗叼出點什么,會露出破綻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埋掉算了！于是他又悄悄地起來,摸黑從工地拿上锨鎬,在老桑樹下挖了個坑,把尸體埋掉了。
　　
　　如果不是秦玉清的冤魂搶了鏡頭,這個案件一時半會還破不了。這個案子的結局是王文良被判死刑,那個女民工被遣返回鄉。
　　
　　當公安局向老周索取照片準備存檔時,老周拿出照片遞過去,公安人員接過去看了看說：“錯了,不是這張。”老周拿回來一看,咦！又出現了怪事：照片上竟然是食堂那位可愛的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