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網站舉辦的活動中，肖周被選作“中國醫療健康領域最具典型意義的傳播者”之一，不同于腫瘤學家喬友林、“急診科女超人”于鶯等其他嘉賓一串長長的頭銜，肖周的簡介只有5個字：職業試藥者。
　　
　　據報道，我國平均每天有370種新藥問世，每一種新藥在投放市場前，必須經過臨床試驗。在2023年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上，農工黨中央就提交提案稱，我國目前參與試藥的人群總數約有50萬。
　　
　　26歲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過多個化名，從沒告訴過家人試藥的經歷。和大多數試藥人一樣，他覺得做藥物試驗“不光彩”。從2011年至今，他參加了近20次藥物試驗，拿到的報酬有三四萬元。
　　
　　每一次藥物臨床試驗，受試者都可以獲得一筆補償費用。據一家新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公司（CRO）的工作人員介紹，這筆費用包括誤工費、采血費等費用，少則幾千元，多則數萬元。
　　
　　這位工作人員特別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強調，這是一筆補償金，并不是工資。但是仍有不少人將試藥作為職業，甚至以此為生。
　　
　　在第一次參加藥物臨床試驗之前，肖周在一家證券公司做了3年銷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據，讓他又想起藥物臨床試驗。肖周稱，在國內進行藥物試驗的大多都是仿制藥，很多藥物都在其他國家進行過人體試驗，所以他比較放心。
　　
　　從那時起，這個自稱從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參加了幾次試驗，包括胰島素、狂犬疫苗等藥物。然而，隨著參加試驗的次數越來越多，最初的那種輕松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痛苦。
　　
　　讓他產生動搖的是2011年做的一次胰島素的試驗。一開始對方通知他沒有通過體檢，但過了一個禮拜后又說，“不合格就湊合來吧”。
　　
　　進行藥物臨床試驗時弄虛作假，特別是體檢時蒙混過關，在試藥者這個群體中，已是見怪不怪了。一位試藥者就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吹噓，吸煙的人想通過尿檢，可以在尿檢的時候，滴一兩滴白醋；用10倍藥劑量的聯苯雙酯應對飲酒問題，這樣轉氨酶就會變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針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醫院蒙混過去。也有的受試者，在醫生面前吞下藥物，離開醫生視線之后再吐掉。
　　
　　試藥經歷聽起來更加殘酷。第二天早上7點，肖周來到醫院，護士給扎了兩根靜脈留置針。8點，護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針胰島素，接下來就是5分鐘一次的抽血，持續了24個小時。
　　
　　24個小時里面，肖周一次也沒下床。“醫生不讓吃飯，一直在輸生理鹽水，”肖周說，“如果渴了護士就會把鹽水開大一點，餓了就忍著，連上廁所都在床上，大夫給弄個尿壺。”
　　
　　“我們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帶引號的小白鼠。”肖周回憶說，“那感覺就像囚徒一樣”。
　　
　　事實上，這種做法并不符合規范。按照規定，受試者在參加藥物試驗之前應簽署一份《知情同意書》，其中包括試驗項目的內容、約定的各方的責任和權利關系，以及藥物試驗的風險。
　　
　　但在現實中，這種違規操作并不少見。“作為受試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見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負責臨床試驗醫生的話去照做。”他告訴記者，“醫生們和中介們喜歡不說話的試藥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試者對《知情同意書》的內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多看，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個程序。
　　
　　對于大多數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試藥者群體來講，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書》。“圈內流行一個公式，錢數÷天數=藥物危險性，很多人就按這個來計算要不要來參加試驗，”肖周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給錢多的，反而不敢來。”
　　
　　據肖周介紹，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試者這種心理。本來風險性高的藥物試驗，補償金本應會高不少，但是擔心受試者不敢報名，會故意壓低報酬。
　　
　　更為嚴重的后果是，在試藥流程中的違規操作，可能會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對整個藥物臨床試驗乃至可能上市銷售的藥品帶來安全隱患。
　　
　　“我們試藥者獲得的金錢和我們的付出真的匹配嗎？”這是讓肖周一直困惑的問題。
　　
　　一次試驗中，在醫生電腦上無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發現藥廠準備給試藥者的錢是3萬元一個人，但是那次試驗他只拿到了2500塊錢。
　　
　　“受試者進行權益維護的最大難點，在于一個人與藥企或醫院的對抗，”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他們明顯屬于弱勢群體。”
　　
　　當“為了金錢，出賣身體”、“拿健康換明天”等字眼出現在報道藥物試驗者這一群體的新聞報道中，肖周覺得“尊嚴受到了傷害”。
　　
　　偶爾，他會覺得自豪。特別是2023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藥店買藥，藥師拿出一盒藥，就是肖周第一次試的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藥物，“你們不知道，我那個時候的心情，有種不能被表達的激動，還有些略帶冷漠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