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登船··

　　“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高秉涵說。十多萬人在金門的海灘上等船，來了兩艘，每艘最多能裝一萬人。那一年他13歲，拄著一根棍子，瘸著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這是哪兒，也不知道要去哪兒。他離開山東老家逃難6個月了，他媽媽說在：“跟著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時候登陸艇靠岸，人像潮水一樣往上涌，剛開始沒有一個人能進去，全都卡在門口，“擠不進去就往下踩呀，就這么踩著人上滿了。”

　　有些沒擠上船的兵，拿著槍就對著船上的人打，機槍打過來，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到處都是血。一枚炮彈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

　　他躲在船艙的廁所里，里面擠了七八個人，“站的地方動都不能動啊，就這樣到臺灣來了。”

　　這是1949年，最后一艘開往臺灣的登陸艇。

··別離··

　　1948年，內戰激烈，一個家庭就此破碎。高秉涵的父親是學校校長，在地方沖突中被槍殺。姐姐失蹤，后來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母親擔心兒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20塊袁大頭、一根父親死亡時身上的繩索、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讓他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頭后離開家，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

　　9月，石榴剛熟，外婆摘了一顆塞到他手里。他忍不住低頭吃了一口。這一口的工夫，同學推他：“你媽喊你。”

　　他一扭頭，車已經拐過彎，再也看不到他媽了。

　　77歲的高秉涵說：“我這輩子再也不吃石榴。”

··活著··

　　60多年前，南京的學校解散，學生們一哄而散。他無處可去，又不敢回家，就跟著人流走，走了6個省，1000多公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車、騾馬、傷兵、難民……軍隊扎營做飯時，他扯一片芭蕉葉，窩一點兒粥喝。前面排著兩個士兵，剛盛上熱粥，突然有人喊“共軍來了”，第一個士兵慌忙轉身，一缸熱粥全潑在高秉涵腿上；第二個士兵磕在高秉涵身上，手里的粥又潑了上去。沒人顧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著逃。

　　部隊都走過去了，難民都走過去了。下著小雨，他一個人走，腿已經腫了，還爬滿了蛆蟲，沒有鞋子，拿破布裹在腳上。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他發現一個土地廟。他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覺，他往邊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還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邊的人的耳朵，那是一個人的尸體。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個兵，背著個印有紅十字的包。高山邊是懸崖，彎彎的路上有水流，“他說小朋友過來，拉著我的腿就沖，把蟲子沖掉，沖完以后，他就用紗布把我的腿包住。我仔細看他的帽子，上面有顆星星，他是共產黨。”

　　我問他：“這一路上你想你媽嗎？”

　　他說：“不想，只想活著。我活著，就是為了她。”

··望鄉··

　　他跟著200多萬人遷徙到了臺灣，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小島涌進這么多人，無法安置，沒人顧得上他的死活。

　　他能夠生存，是靠著他媽放在包袱里的初中新生錄取證明。

　　那是一張棉紙，他遞給我讓我摸，稀軟綿薄，居然沒有破損。靠著這張紙，高秉涵在鐵路局當小販的時候，才有機會考上臺灣“國防管理學院”的法律系，1963年畢業后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

　　我問：“您剛到臺灣，生活那么孤獨，逢年過節怎么過？”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一個人到山上去了，大聲哭，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大陸痛哭一場。我平常不掉淚，掉淚的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淚，我就大聲叫。”

　　“叫什么？”

　　“叫娘，大聲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說普通話，只有說這句時，還是濃重的山東口音。

··家書··

　　1979年，高秉涵去國外開會，有大陸代表與會，他寫了家信，想請他們轉交卻又不敢。日后，這封信還是委托同學，經由英國、美國，終于寄到——山東菏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宋書玉（他母親的名字）。信中寫：“娘，這么幾十年，我還有這個毅力，還要活著，就是為了最后能夠活著見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著回來。”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他收到信的時候，媽媽已經去世一年了。弟弟說：“自從你離開家以后，我們家里幾乎沒有笑聲。除夕晚上這一餐，媽媽幾乎沒吃過飯，都是淚流滿面。”

　　媽媽去世后，她枕頭底下有兩件東西，一個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個是為他做的小棉襖。

　　當年給高秉涵做這件小棉襖時，母親常哼唱一段旋律，高秉涵唱給我聽：“冷風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兒需寒衣。”

　　“你怎么老記得這幾句呢？”我問。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媽媽，寒衣就代表媽媽，是不是？冷雨、冷風代表大時代洪流的沖擊，我需要溫暖，需要媽媽。”

　　這位快80歲的老人說“媽媽”時，是娃娃才有的聲調。

··鄉愁··

　　沒有了母親，高秉涵能夠寄托情感的只有故土。空盼了幾十年后，他覺得永遠也回不去了，就在臺灣結婚生子。

　　20世紀80年代，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菏澤老鄉回鄉探親，路經臺灣，帶了一些家鄉的泥土和小吃來，3千克的土，分給100多個菏澤老鄉，只能一家一調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識貨”把“寶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來鎖到保險箱里，另一半分七次沖水喝下。“水是從我嘴里面進去了，但是一剎那又從我眼里出來了，掉的淚何止七壺呀！”

　　28年了，在他家的冰箱里，還放著那包山東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裝的胡辣湯。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經硬結成塊了。

··回家··

　　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鄉。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親人也都已經離開了村莊。他看到老樹猶在，揪了一把樹上的榆錢，只有口中這一點兒新鮮的苦澀滋味沒變。這位13歲離家、如今年過花甲的老人，最終站在母親的墓前，大哭一場。

　　他是同鄉會會長，年紀最小。老友一個個逝去，死前都說“如果能夠回到大陸，就把我的骨灰歸鄉”。從1992年開始，他把這些故人的骨灰從花蓮公墓一個個接回。

　　骨灰有四五十壇，日漸無法安置，他就放在辦公室里，放不下就帶回家。家人有顧忌，他就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親的遺物也放在那里。他放了張小床和書桌，住在那里，寫字畫畫，陪著他們，有時候跟他們文案話。夢里見到，醒了，再閉上眼，想回到夢里去——那里有最親的人。

··皈依··

　　送回大陸的骨灰，很多已經沒有親人接收。他找到村子里的大槐樹或者玉米田，一邊撒一邊跟他們說話：“我把你交在這兒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邊上，村里人說：“這老頭神經兮兮的。”

　　我問：“這點兒念想就那么重要嗎？”

　　“對我們來說，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因為我們流浪過，曾長夜痛哭過，所以我們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覺的不太一樣。這也是心靈的一個皈依吧。”

　　他為長孫女取名佑萱，庇佑母親之意；小孫女取名佑菏；如果將來還有孫女出生，想叫佑華。

　　他把母親用過的藍綠鑲金的胸針、滴玉小耳環、用來搗蒜的小缽子，都裝在小盒子里，留在身邊。他用手輕輕觸著胸針上面的青銹，怕蹭掉。

　　母親穿過的湖藍色綢衣一直掛在地下室的側墻上，衣襟胸口處有當年留下的一粒斑點，他連洗都不舍得，怕丟掉一根絲。

　　他說：“我每天都到地下室用頭頂頂我母親那件衣服，這樣等于在她懷里一樣。我現在已經快80歲了，還是像小孩一樣。”

　　很多事不用問值不值得，只用問：它對你來說，是不是猶如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