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曾說自己書是“寓言十九”，意思就是說他的書里有幾乎十分之九的話語，都是用寓言的方式表達。

像庖丁解牛、望洋興嘆、井底之蛙、莊周夢蝶等等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寓言故事，就是原原本本來源于《莊子》。莊子似乎總喜歡用這些寓言故事來給我們講述一些萬事萬物以及做人的道理。

與同時代善于雄辯的孟子而言，他也似乎更愿意做一個平靜的講述者，將一個個動人且耐人尋味的故事向后來者娓娓道來。

為何莊子總喜歡用寓言故事來給我們講道理，而不是用自己的話語簡單明了地向我們說出他深邃的思想？

我想其中是有其深意的。

一，莊子認為，“寓言”是“藉外論之”。意思是借別人的嘴來說自己的話。為什么要這樣？無非是人之常情。“親父不為其子媒。”你看天底下有哪個父親是會去為自己的兒子做媒人的？再者，“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自己的親生父親夸獎自己，也遠不如聽別的長輩夸獎自己來得有感覺。你看是不是這個道理。

那為何與自己最為親近的人反而便覺得無趣，不愿意聽從？我想，主要是因為太熟悉的緣故。同一段話，你是愿意聽你的父輩給你嘮嗑，還是愿意看小說家的文字？大概都是選后者的居多吧。

如果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講這個道理，便是“陌生化”。人們喜歡追求新奇、有趣的東西，而對于自己熟悉的東西，總懷有有一種厭棄的情緒。這是本性使然。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娃總是別人家的好”，又或者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二，莊子在《外物》篇中講過這樣一段話，“笙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笙。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得意忘言”說。莊子認為言語是不足以完全表達人的復雜思維的。因此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怎樣把言語充分地表達人的復雜思維，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后世文學中，像王維、李白、陶淵明等詩家作品中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如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就是其中的名篇，還有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等等，數不勝數。

用寓言故事講道理的好處便是如此，我用數百字寫一篇故事，你可以說我什么都沒說，你也可以說我已經把天下的道理說盡了。莊子說，我要講的東西就撂這了，你理解與不理解，明白與不明白，便與我沒有了干系，以后的事情，無非是各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罷了。

三，以莊子的性格來看，他似乎更愿意讓看故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說，“與幾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與我思想相通的，自然會認可我說的話，與我思想有異見的，自然會反駁我的話。

這便是莊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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